1969年张治中去世后后事处理一度成为难题，最终周总理果断定下两项重要决定
1969年4月7日清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人员带着一份急电走进西花厅，信上只有寥寥数行：张治中将军前夜病逝，统战部建议从简治丧，请示如何办理。两行字却让周恩来放下手中批阅的文件，沉默良久。
驻立在窗前，他只说了一句话：“他不是一般的统战对象，是老朋友。”随即拍板：悼词由国务院主持起草，告别仪式送到八宝山，必须通知他那些同生共死的袍泽——陶峙岳、董其武、郭沫若、章士钊……电话一一拨出，事情就这样定了。
为何为一位昔日国民党上将如此动情？答案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珠江岸边。

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操场上尘土飞扬。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常在烈日下训话，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校务处副官张治中站在队伍里，注意到这位北方口音的青年指挥若定、目光坚毅。两人初次交谈并无客套，话题是如何将革命理论装进士兵日常。观点碰撞，却志趣相近，这一面结下了日后难解的缘分。
次年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简朴成婚。张治中送来一副对联，上书“同心共苦，携手建国”，抄写得龙飞凤舞。婚礼散席，他悄悄向周恩来表达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意。周恩来劝他“先把眼前的军校工作做好，革命还长，时机自会来”，既肯定其热情，也提醒身份微妙。张治中遂按捺，暗自保存那份理想。

时间跳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在重庆鸣锣开场。蒋介石挑选张治中出任国民党首席代表，以示“和平诚意”，也寄望这位被称为“和平将军”的安徽人能说服对手。毛泽东抵渝前，周恩来与张治中会晤，讨论桂园安全布置。张治中提议调一个手枪连，周恩来却改用军校旧部与中共情报人员混编的小分队，既稳妥又低调。四十天针锋相对的谈判里，两人常在夜色中交换意见，最终促成《双十协定》，虽未能阻挡内战，却暂时为和平留下一道门缝。
战火并未止息。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元气大伤。1月1日，南京方面发表求和声明，随即派张治中率团北上。周恩来在西北郊机场迎接故旧，握手时只一句：“此行不易。”八项和平条款摆上桌，南京难以接受，谈判走入死胡同。4月23日凌晨，白崇禧派来的C-47飞抵北平上空，机场灯火却全部熄灭。塔台回复：“跑道检修，暂不能降落。”飞机旋即折返，张治中被“留”了下来。事后他苦笑：“这招管用。”
两天后，一架接受北平军管会统一调度的运输机把张家老小送到西苑。周恩来带着水果登门，开门见面，张治中略感局促。周恩来轻声说：“家属到了，心就安了，咱们再谈后面的路。”桌上摆着傅作义匆忙凑来的500银元，远远不够一家人转生活。周恩来当夜批示，财政部专项拨款6000元，以解燃眉。

新政权建立后，张治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住进沙滩北甲一号的小四合院。生活虽有保障，他仍不免清贫。西花厅的灯常在深夜亮起，周恩来亲自拎着保温桶步入小院，里面是一道家乡味极浓的鲩鱼豆腐。“锅里热着呢，趁热吃。”老将军只得笑着接过。两人闲坐天井，谈戏曲，谈西北移民，谈旧友近况，政事反而寥寥。
1966年，张治中因肝病住进三〇一医院。周恩来去探望，嘱托医护尽心，扯起话头也极生活化——黄梅戏的新唱腔、安徽的毛豆腐、曾经的黄埔旧梦。张治中感叹：“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你们身边。”周恩来摆摆手：“哪里是我们的，是时代的选择。”
4月6日深夜，张治中溘然长逝，享年79岁。统战部原本按“内部安葬”筹划，周恩来坚决否决。“对他要有交代，也要给后来人留一份公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旧日将领与新政权要员并肩肃立，花圈如林。郭沫若代撰挽词，章士钊拄杖默哀，场面沉静而庄重。

时间再拨至1975年初冬。周恩来身患重疾，仍把张家生计放在心上。11月25日，他示意身边人记下：“给老张家送点钱，别让他们为难。”两天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将一笔抚恤金交到张夫人手中。老人家颤声道谢，那张布满褶皱的收据被妥帖珍藏。
从黄埔军歌到北平旧城的晨钟，两位风云人物的轨迹反复交汇。有人说，这段友谊是政治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它超出了政党藩篱。无论观点如何，历史留下一组清晰的注脚：在变幻莫测的年代，坦诚相待与互信相助，仍能为个人抉择开辟一条稳当的去路。这一点，足可让后人静静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