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曾被两次逮捕，一次是被国民党抓捕，一次竟然是共产党将其扣押？
1927年9月初，湘赣边界的夜色格外沉重，山道上不时传来民团枪声。清党风暴席卷各县，路卡林立，过往行人先查口音，再看身份。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赴铜鼓的工农义勇队突然截住了一行疲惫的步行者。
他们搜出几本笔记与一支旧钢笔，却没有找到任何介绍信。“没有凭证，先带走。”战士们果断地用布条蒙住为首那位高个青年的双眼。领头人陈知峰上月才受命组建警戒大队，省委反复叮嘱：宁可多拦十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可疑分子。押解途中，那位青年镇定得出奇，听不见惊呼，也听不见求饶，只淡淡一句：“诸位守规矩，是好事。”

押到营房后，陈知峰掀开布条，灯火下一张熟悉的面孔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毛委员？您怎么会……”毛泽东微微点头，嗓音有些沙哑：“介绍信弄丢了，被耽搁了。”他拍了拍沾满泥水的衣襟，嘱咐不要声张，转而称赞守卫：“这样的规矩，起义才靠得住。”

身份刚刚厘清，众人犹未尽惊，毛泽东却只要求简单擦洗，匆匆商讨下一步。义勇队从密林中搬来地图，描着浏阳、萍乡的山道，他指点行军路线，强调“夜行晓宿”，避开民团眼线。会议不到半个时辰，队伍即刻动身——时间比原计划已晚了一天。
就在前一晚，他的行程险些就此终结。9月8日晚，毛泽东与随行者潘心元离开浏阳张家坊，突遇一支地方民团。清一色草帽长枪，队长腰间别着驳壳枪，见生人便喝令搜身。搜出了几块大洋，他们仍不肯放人。毛泽东随口应付，称自己是城里往乡下收租的账房先生；话音刚落，枪托已顶在背后。天色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风呼啸，稻田里蛙声四起。

押解途中，队伍在岔路口停歇。毛泽东俯身“系鞋带”，手一松便朝旁边的禾秧深处扑去。几乎同时，潘心元把口袋里仅有的银元抛向相反方向，哗啦一声脆响，团丁下意识扭头。等他们反应过来，黑影已掠进水塘边的芦苇。追兵摸索一阵，只有湿漉漉的烂草。民团骂着散去，两人趁夜色湿鞋跋涉，直到天将破晓才在小镇客栈歇脚。鞋底泡烂，只得向早起的农民换双草履，又匆匆上路。
外部民团的凶悍与内部义勇队的严谨，像两道互不相识却同样锋利的关卡，把毛泽东夹在其中。一次是敌意满满的搜捕，一次是出于自保的审查；前者让他明白敌情迫在眉睫，后者提醒队伍自家的门也需关紧。失去介绍信的意外使他不得不在两重网中反复证明自己，这恰好折射当时革命情报体系的脆弱，同时也显出山野武装已具雏形的组织纪律。

9月9日拂晓，铜鼓西郊的山道上，义勇队护送着毛泽东向修水进发。当天，各地潜伏多时的农军在号角声中起事，秋收起义的火焰点燃湘赣大地。短短十余日后，部队辗转文家市，直上井冈山。回望那条泥泞山路，两次突如其来的扣押，既是危机，也是考验——考验的是人心、纪律和对使命的坚持。历史给出的答卷写在了井冈的云海之上，也写进了此后曲折而执着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