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副营长沦为奴隶。1949年青海解放后，他看到解放军帽子上的红星，对站岗的战士说：“我叫廖永和，是西路军的副营长，我要归队。”

站岗的小战士愣住了，手里的枪差点没端稳。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人，衣服破烂得跟麻袋片似的，脸黑得跟锅底一个颜色，头发打着结，指甲缝里全是泥。可那双眼睛，那双浑浊却发亮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军帽上那颗红五星，眼泪顺着满是沟壑的脸淌下来，在尘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廖永和这个名字，小战士没听过。可营长、连长们要是听见，怕是要跳起来。故事得往十年前捎。那时候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打散了，两万多人死的死、散的散，廖永和带着剩下几十号人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石头砸。一次突围时他的腿被机枪子弹咬了个对穿，骨头都露出来，硬是爬了三天三夜找到一个牧人的帐篷。牧人救了他，可后来马家军的搜山队来了，牧人害怕，把他交给了一个地主。那个地主没杀他，因为廖永和能干活，一条瘸腿也能放羊、挖渠、背石头。这一干就是十二年。十二年里他学会了当地土话，吃的是喂牲口的黑豆，睡的是羊圈角落，身上被地主婆用烧红的铁棍烫过好几回。他不是没跑过，跑过三次，每次被抓回来都是一顿毒打，有两次差点被活埋。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这颗心快要死了，可每天晚上他躺在地上，总拿手指头在肚皮上画那颗红五星，画了擦，擦了画，皮都磨破了。

青海解放那天，炮声轰隆隆响了一夜。地主全家跑了，没人顾得上管他。他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走了整整两天，终于看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他看到那些穿黄军装的人，帽子上那颗红五星在太阳底下亮得刺眼。他突然就哭出来了，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穿过人群，走到那个站岗的小战士跟前，用已经不大利索的汉语说出了憋了十二年的话。

小战士不敢做主，赶紧叫来了连长。连长打量着这个乞丐一样的人，半信半疑地把他带到团部。团部有几个老红军出身的首长，一听说有人自称西路军副营长，全跑出来了。一个独臂的老首长蹲下来，翻开廖永和的衣领，看到他脖子上那个子弹擦过的伤疤，又看了看他耳朵后面那颗黑痣，手就开始发抖。“廖永和！”老首长一把抱住他，“我是你当年的通信员小马啊！你忘了？在倪家营子你背着我跑了二里地，你背上中了两枪！”廖永和愣住了，瞅了半天，突然嚎啕大哭。整个团部的人，当兵的、当官的，没有不掉眼泪的。

这事后来报到上面，廖永和终于恢复了身份。有人问他，这十二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他闷了半天，说了一句：“我这条命是队伍上给的，丢了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他的腿伤早就落了残疾，不能再打仗了，组织上安排他到地方工作。他不挑不拣，去了一个偏远的农场当场长，带着一批退伍兵开荒种地。听说后来那个地主被抓回来，有人问廖永和要不要报仇，他摇摇头：“过去的事了。我这颗心，不是用来装恨的。”

我读到这段往事的时候，心里翻来覆去不是滋味。你想啊，一个人从堂堂副营长变成奴隶，被踩在泥里十二年，换作别人可能早就疯了、死了、或者彻底认命了。可他心里那颗星一直亮着，哪怕是用手指头在肚皮上画，也要画下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能解释的事，就是一个朴素的念头：我是队伍上的人，我得回去。反过来看，那些当年背叛了队伍、甚至踩着战友尸体往上爬的人，后来有的也人模狗样地活着。可历史这个东西啊，它不记账，但它从来不糊涂。廖永和这样的人，哪怕当了十二年奴隶，站在解放军面前那一刻，腰杆子比谁都直。

他那句“我要归队”，说出口的时候，其实已经归队了，不是回到编制里，是回到了他这辈子最认的那个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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