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主席接见军区生产部长，部长妻子生疑，部长直言与主席渊源匪浅，这是怎么回事？
1952年初冬，北京西郊的一间大礼堂灯火通明，总后勤部新任职干部动员会正在进行。名单里赫然出现一个名字——王勋。来参会的许多人知道，他在华东军区带过大生产，管马车、管辎重，也管过棉田和盐场；却很少有人知晓，他在更早的岁月里还有另一个姓氏。会场里轻声议论：“听说这人打仗不多，后勤倒是一把好手。”议论声很快被主持人压下，会议继续，王勋只是微微颔首，没多说一句。
若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韶山乡间稻浪翻滚。1924年，一所简易农民夜校悄悄开课，青年毛泽全给乡亲念报、教识字，还悄悄传递南昌、秋收的消息。那时的他不过十六七岁，前脚刚从井里挑水回来，后脚又忙着在黑板上写“打倒苛捐杂税”几个大字。乡亲读不全，可都听明白了。几个月后，警报骤起，“四一二”的枪声由长沙传到乡里，他连夜告别母亲，南下转进山林，跟着游击队在湘赣边来回穿插，挎包里除了两把子弹，就是夜校时的粉笔头。

1937年秋，他抵达延安。陕北黄土高原荒寒，党校里却挤满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课堂上，教员讲组织纪律与阶级路线，他听得最认真。临毕业，他递上一张改名申请，把“毛泽全”改成“王勋”。缘由写得直白：不想因亲属关系添麻烦。有人替他惋惜，他摇头：“部队的规矩，比亲戚情分要紧。”一旁的教员点点头，批注：“同意，照此办理。”自此，名册中再无“毛泽全”。

抗战拉开序幕，新四军东进，苏中根据地物资短缺尤甚。王勋被派去供给部，开荒、纺线、修船、办织布厂，样样都得动手。前方一缺粮，他自己跳进稻田，掏腰刀割稻；药材不足，又带人上山采草药。战士打完仗回来，锅里总有热汤，脚伤有草药敷，没人关心幕后是谁，他却从不计较。也是在那儿，他与负责账目的上海姑娘徐寄萍成亲。几桌热水煮野菜，战友们敲着马口铁皮唱歌，这就是婚礼全部排场。七年后，她才听人无意提起“王副部长其实姓毛”。她愣了半晌，只得到一句淡淡的解释：“名字而已，咱们做事要紧。”

解放后，华东大地风尘初息，恢复生产成第一要务。王勋受命组织军垦农场，白天分种粮棉，夜里核账修章。陈毅到场视察，看完仓库存粮，拍拍他肩膀：“做事实在。”表扬一句，已是最高赏赐。1950年代初，他被点名进京述职。那次进中南海，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排队安检。毛泽东见到人，先笑着递上几块糖，又问起韶山老母亲的身体。短短几句寒暄，没有额外关照，只让卫士送一桌家常菜权作接风。会后不到半年，调令下达，王勋赴总后勤部分管农副业生产。彼时，全国部队还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屯田、养猪、织布，都是战后重建的基石，他成天奔波于郊区和试验田之间，鞋底磨平一双又一双。
岁月向前，1976年，一纸噩耗传遍军营。王勋从太原赶到北京，肃立在水晶棺前，眼眶通红却始终挺直脊梁。几天后，他带着发烧折返岗位，说一句“活着的人要干事”，便继续查仓库、清帐薄。组织多次劝他歇一歇，他总回答：“后勤不断，部队心里才踏实。”

1989年春，王勋在太原小院平静离世，享年八十。丧事极简，一纸讣告，三声军号，送他走完最后一程。直到归档时，新人事员才发现那页发黄的人事卡上印着“毛泽全”三个字。有人好奇：“老首长，干嘛不早告诉大家？”老同事摆手道，凡事有规矩，名字能改，原则不能改。军中后勤往往默默无闻，然而正是这些隐藏在硝烟后的步履，把一支队伍的脊梁撑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