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陈赓心肌梗塞抢救过程中高喊六字，陈锡联安慰他：别想太多，会有转机吗？
1956年底，国防科学规划在京公布，沿海岛屿火力点与军工企业改造同时被写进时间表，所有节点都标着“尽快”二字。负责军工系统调研的陈赓将军，被圈在这张密密麻麻的日程里，清晨看图纸，夜里敲桌子讨论技术口径，连身上的旧弹片也似乎跟着发烫。
春节刚过，他出现在福建东山岛。炮位、雷达、机场，一天跑三个工地，夜里回营洗漱时胸口猛地一闷，毛巾掉进水盆。军医诊断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建议立即停工静养。陈赓点头，却让警卫去仓库找硝酸甘油，第二天照样拎着望远镜往炮台爬。那一幕让随行参谋心里直冒冷汗。

4月回到北京，总参组织沿海防务座谈，苏式岸炮和本土改进型号各有支持者，争得面红耳赤。陈赓白天开会，晚上还拉着技术组校对射表。有人统计，两周里他只在床上睡过四个完整小时。6月合并两广军区筹备会、7月厦门高炮阵地验收，他像一列不停站的列车，在烈日与湿热之间加速奔跑，胸前那颗疲惫的心却在悄悄亮红灯。
真正的警报拉响在10月10日夜。北京西郊的招待所里，陈赓和陈锡联对着地图议论新式岸炮的射界。窗外月色白得刺眼，屋里烟雾翻腾。“老陈，晚上别再开会了，命要紧！”陈锡联压低声音。“岸炮口径得明确，再耽误一天就可能误前线。”陈赓喘着气回应。话音未落，他忽然用手捂胸，身体向后仰去，文件散了一地。
10月11日凌晨，两辆吉普一路疾驰，将他送进北医三院。心电图显示急性下壁心肌梗塞，医生立刻下指令扩张血管、注射强心剂。那时国内能用于溶栓的药品有限，所幸医院刚收到一批援苏药物，抢在最危险的四十分钟内推注完成。脉搏终于回稳，监护仪上那条线不再疯狂乱跳，抢救室外的傅涯几乎虚脱地坐到地上。

住进心脏病房后，医生给他订了“卧床两月”的处方。陈赓却要求把国防科工委送来的导弹资料和磁带摆在床边，小靠枕下面照旧塞了一瓶新的硝酸甘油。护士劝他合眼休息，他只笑笑：“不看完这份报告，怎么睡得着？”窗外枫叶一天天转红，他在病床上批过的文件却堆成小山。
傅涯只得设了探视表，控制同事们的出入时间，连孩子来都不能多待。等到心电图曲线趋于平稳，他向鉴定组申请出院。1月，他拿到“Ⅱ级劳动能力”的鉴定，但车没直接去家，而是一路北上哈尔滨——那里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等他挂帅掌舵。

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白气在空中结霜。他顶着寒风往施工现场快步走，厚棉大衣都牵不住脚步。实地丈量、催进度、敲定教学方案，师生们回忆，院长的公文包里永远跟着药瓶，却从未见他在会场服用过一次。
1959年国庆，陈赓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阅兵方阵整齐划过，他在夹克口袋里摸了摸那枚药瓶，随后又伸手去比划导弹的升空角度。有人提议请他坐下休息，他摆手：“站着看，才知道阵列有没有问题。”

1961年3月，学院首届毕业生即将走上国防科研岗位。就在此时，他在上海因第二次心梗猝然离世，年仅57岁。送别那天，哈尔滨的学生在操场上列队默哀，陈锡联发来电报，只有寥寥几句：“兄长安息，事业有人接班。”
回望1957年的那场生死关口，不难发现，个人的生理极限和国家的时间表曾狠狠碰撞。将帅们习惯用加班与奔波换取进度，却忽视了身体的红灯。幸而当时有限的医疗设备和战友、家属的及时出手，才为他争取了四年。四年里，军事工程学院落地生根，几百名年轻学员在极地风雪中点亮了火箭发动机的第一股蓝焰。一位心脏被弹片镶嵌的老兵，用剩余的心跳，为他们按下了启动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