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荣立战功的老山英雄，退伍后不幸因病欠债，41岁倒在租住的小屋里
1997年早春的傍晚，嘉陵江水仍带着些许寒意。江边的观景台忽然传来呼救声，两名青年踩空坠入漩涡。人群慌乱中，一位左臂稍显僵硬的中年汉子丢下外套，几步冲到岸边，只留下一句“快，拉他一把！”转身扎进冰水。一个时辰后，他浑身湿透，拖着两名被吓懵的年轻人靠岸，裤脚还在滴水。派出所的登记簿认真写下了他的名字——余泽忠，这是第九次。
这份“爱管闲事”的标签并非偶然。熟人说，余泽忠干什么都像上阵打仗，遇事先冲。市里人事档案记着，他曾在老山脚下的高坡阵地与枪林弹雨周旋，一年半里先后三次负伤，左臂被弹片击中后竟比右臂短了两厘米。转送后方前，上级给他记下两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附一张“战斗英雄”奖状。那是1985年5月，距家乡千里之外。

战斗结束三年后，1988年秋天，列车缓缓驶入重庆长寿站。月台上，母亲拎着一篮土鸡蛋踮脚张望。余泽忠手里提着的，只有一只帆布包和不足三千元的复员费。他把钱塞给母亲，自个儿向镇上那家化工厂走去：“能看大门就行。”当时西南不少国企正酝酿改制，复员军人多半被安排做保卫，月薪三百元，勉强糊口。
日子一天天往前挪。厂里效益滑坡，保卫科先裁后减，他从旱涝保收的正式工变成临时工，再后来干脆被通知“在家待岗”。恰逢孩子上中学，学费一笔笔递来，他把新买不久的14英寸黑白电视拿去当掉，又向亲戚借了几百元，拎着空帆布包回家。邻里问起，他笑着说“习惯了”。
有人好奇：下岗了怎么还有力气跳江救人？答案要回到老山。轮战时期，前线班长常说“岗哨在，人就要在”，习惯成了肌肉记忆。嘉陵江那场救援后，派出所民警问他图什么，他耸耸肩，只说“看见就下去了”，言语平淡，像在说一顿家常饭。

2001年初夏，胃胀、黄疸、乏力一股脑儿涌来，县医院诊断单写着“肝硬化晚期伴门静脉高压”。住院十天，药费已近一万元。家里账本翻开，赤字五万，妻子到处借。战友驱车探望，他悄悄把塞进枕头下的三千元抽出一半退回：“你们还得养家。”坚持出院后，他拎着吊瓶回出租屋，面积不足30平方米，床头靠窗位置仍挂着洗得发白的旧军帽。
2003年底，腹水反复，整个人瘦得只剩骨架。妻子提起再卖房，余泽忠摆摆手，留下器官捐献志愿书。同年冬至夜，他轻声叮嘱：“如果角膜还能用，就让它继续看世界。”2004年2月26日凌晨，这位41岁的退役老兵停止呼吸。那顶旧军帽被小心收进棺内，陪他长眠。

噩耗传到各地，老战友自发在微信群凑了笔钱，寄到长寿区民政部门，请他们代为转交。地方政府随后为遗属补办了立功证书，困难补助也逐月到账。只是，那些欠下的医药账单，仍如沉甸甸的封条，压在家人心头。
2018年冬日，长寿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正式挂牌，楼道里挂起一面“英烈墙”，余泽忠的黑白照端坐其上，身着当年的03式军装，胸前绶带微微泛黄。清明时分，当地中学的孩子排成整齐方队，在青砖垒就的“战士余泽忠之墓”前放下一束束白菊。新一代从老师口中听说：那是一位曾在山头也曾在江边救人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