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霍英东首次投资内地时，每到北京都会特意查看裸女壁画：画还在心里才踏实吗？
1979年3月，珠江边的沙面老街风起云涌，省里临时搭起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香港实业家霍英东面对厚厚一叠图纸，缓缓放下茶杯，只问一句：“北京那幅画，还在吧？”白发工程师点头：“没动。”一句简单答复，让屋里悬着的心落了半截。
那幅画诞生于更早的1974年。那年首都机场二次扩建，工程装饰总指挥张仃决定试试“全内制”，用本土艺术家替代昂贵的进口装饰。于是四十余位年轻画家进驻工地，最抢眼的作品，是袁运生领衔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十米多长的壁画里，傣族少女半裸踏水而舞，线条自由，色彩浓郁，与当时尚未褪尽“样板戏”色调的公共空间格格不入。不到一个月，质疑声四起，遮挡的白纸封住了画面，也封住了创作者的心。

转机发生在1979年9月。国庆前夕，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领导视察机场。有人担心“裸女不妥”，正待移走，邓小平看完微微一笑：“保留。”短短二字，胜过千言万语。纸罩被撕下，彩色肌理重见天日，候机楼里的旅客第一次看见那群迎风飞扬的少女。比艺术家更安心的，是场外观望的商人们。他们读懂了一条信息——文化尺度的打开，意味着政策不会轻易反复。
就在这股春风里，霍英东把算盘敲进了广东省府的案头：在沙面建一座按国际标准配置的宾馆，初步投资1350万美元。此前他在航运、地产已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对风险极为敏感；内地刚刚推开对外开放之门，合资仍是新鲜事，一纸批文背后隐藏的变数，只有靠细节来体察。那幅壁画，恰好充当了晴雨表。霍英东后来回忆，机场大厅里那抹亮色仿佛告诉他：这里的风向确实变了。

工程启动后，挑战接踵而至。广州的夏天闷热潮湿，沙面小岛泥沙堆积，施工队反复打桩，机器轰鸣中甚至惊起对岸白鹭。进口材料报关要跑好几趟，外方监理又不断追加新标准。每遇难题，广东方面就安慰投资方：“政策在，难关总能过。”与此同时，北京的壁画命运也在起伏。1980年春的一场座谈会后，壁画前被拉起半透明纱帘；两年后，为了客流动线又竖起三合板挡板。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揣测：或许下一次改建就把它铲掉。
霍英东没闲着。只要路过北京，他都会抽空到机场“转一圈”。有人打趣他是“巡画大队长”，他笑笑不语。投资额先是1350万，后因设计升级又追加。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试营业，玻璃幕墙倒映着珠江夜色，游船与霓虹交织成国内少见的都市景观。境外航班一落地，外商住进这里，发现电话能直拨国际长途，电梯不再“半途忽停”，对改革开放的印象立即加分。

1990年，首都机场因为客流剧增打算再次移墙。袁运生的兄长袁运甫带人连夜加喷保护剂，总算保住壁画色泽。可挡板拆除后，最热闹的岁月已经过去，旅客匆匆，少人驻足。2004年，伴随三号航站楼开工，老楼功能调整，《泼水节》被整体迁往新餐厅，距最初的位置只隔一道墙，却仿佛跨越了时代的分水岭。

值得一提的是，霍英东在2006年最后一次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坚持要再看看那幅画。工作人员陪他走过长长走廊，透过玻璃，他沉默良久。据说，离开时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彼时，白天鹅早已成为岭南接待外国元首的名片，连年盈余；而内地的合资酒店已不计其数。次年秋天，他在香港病逝，享年84岁。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珍藏着一张当年壁画的彩色照片，背后潦草写着：“风向标”。
从1974年的彩绘，到1979年的批文，再到后来一连串投资热潮，一幅墙上的画最终成了横跨三十年的注脚。文化的窗口先行开启，经济的列车随后加速，这样的节奏在那段年代里屡见不鲜。白天鹅仍在珠江湾畔迎来送往，首都机场的老楼也时常开放给游人。壁画依旧，少女依旧起舞，只是观者的身份和心境早已不同。有人把它当作艺术杰作，有人把它当作岁月见证，更有人把它当作昔日决策的参照物——那层颜色之下，藏着一代企业家与国家命运同频的注视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