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他决定放下哈佛医学院稳定的实验工作，回到缺乏自来水和实验条件的祖国，重建中央防疫处。

1938年，他带着二十余名科研人员踏上西山脚下荒滩，那片土地上只有简陋棚屋和陈旧实验器材。

实验室条件极其艰苦，锅炉每天漏水，培养皿消毒靠旧设备；蛋白胨缺乏，只能自制，胃酶从养猪场提取；青霉菌的恒温培养和充足氧气供应，每天都要动手调整。

团队成员抱怨时，汤飞凡总说：“科学不在豪华，而在坚持和精确。”这句话在日后成为团队的信条。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寻找高产青霉菌株的过程。印度和欧美带来的几十株菌种都无效。一天午后，大扫除时他注意到床底一双旧皮鞋上的灰绿色霉菌，直觉告诉他可能有突破。

他立即让团队小心分离菌株，经过无数轮筛选，最终从四十余株中确定出最佳菌株。这株菌株成为中国青霉素生产的关键。

汤飞凡把每一次实验记录得细致入微，反复调整培养基、温度、通气量，哪怕一个环节出错也可能失败。

1943年，中国第一批临床青霉素终于诞生。为了验证质量，他将冻干制剂送往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鉴定，结果令人满意。

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七个掌握青霉素生产技术的国家。汤飞凡的团队不仅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也在战时医疗中挽救无数生命。他曾说：“科研必须服务人民，技术不是摆设，而是救命工具。”

科研背后还有无数细节：团队成员每天划船取水、修理漏锅炉，连容器的消毒都要亲手操作。

战争时期，进口青霉素价格极高，一根可换金条，但中国科研人员凭借旧皮鞋霉菌和坚持不懈的实验精神，打破西方封锁。

汤飞凡也培养了科研后继力量，这些科研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抗生素研究和微生物学领域的核心骨干。

这段经历不仅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成为科研精神的典范——即便条件再差，只要有坚韧和创新，就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