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一少将被执行枪决，临刑前叮嘱昔日同事：兄弟，开枪一定要准些！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还只是地图上的几个交叉箭头。徐州、蚌埠一线的电话线里不时传出急促呼叫，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最担心的不是正面压力，而是右侧背后的孙良诚部。那支部队如果突然倒戈，侧翼就等于被撕开一道口子。负责摸底此事的，正是早已在情报圈混迹十多年的周镐。
周镐1909年生于安徽桐城，1927年进武汉随营军校，本想端正地学战术，结果因为顶撞了一句“做军人不该逢迎”，被教官扣了顶“目无长官”的帽子，卷铺盖走人。几个月后，他钻进十九路军，“一·二八”枪声一响，他跟着部队守上海，枪还没热乎，福建事变又起。事变失败，他在上海被复兴社逮个正着。戴笠看档案时只说了一句：“脾气倔，也好使。”从那以后，档案袋上改写“机要人员”，周镐成了军统的一枚新棋子。

1939年底，戴笠让他带着少将军衔进南京。表面身份是汪伪政府军事处科长，暗地里却要盯住长江北岸数十个伪军据点。军统在沦陷区奉行“三不管”策略——不管名义、不管编制、不管面子，只要能拿到情报就行。周镐做得很干净：晌午陪周佛海喝茶，傍晚在电台里把对方的空军油料存量拍给重庆。两年里，南京站被评作“头号情报点”，戴笠给出的考核标准只有四个字：快、准、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城乱成一锅粥。谁也没等重庆的正式命令，周镐自己拉起一个“接管指挥部”，先把汪伪官员集中押到梅园新村，又草拟了日军受降书草案。一切看着风风火火，可等蒋介石派人到场，只留下一纸“擅离职守、妄自行动”的软禁令。周镐被关了大半年，直到1946年5月戴笠在岷山坠机身亡，军统中枢剧烈震荡，新头面毛人凤忙着清洗“戴系”旧部，才把这位“惹事少将”顺带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南京已换了脸色。曾在黄埔同窗的徐楚光悄悄找上门，两人一夜未眠。灯光下，徐只说了一句话：“再拖，船就沉了，你留着这身皮能干什么？”第二天清早，周镐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下“治平”二字，这成为他在中共华中分局的代号。自此，他外披军统外衣，实则为中共输送情报，接连送出十余份有关江北兵力的要报，全部由直属首长经华野前指递至粟裕手中。
1947年春，孙良诚因“通共嫌疑”被保密局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周镐接到的密令只有一句话：“想办法，让他站到正确一边。”孙良诚心里清楚战局已倾，但顾虑颇多。周镐带着旧交王清瀚连夜赶到宿迁，与孙对坐到天亮。屋里只回荡一句低声劝说：“此战若败，晚一步就是晚一生。”三天后，孙良诚悄悄遣散家属，给部队官佐打了预防针，文件里称“就地待命”。等到华野主力成梯队推进，他举旗起义，徐州防线裂出缺口，前线报话机里一片欢呼。

成就越大，风险越高。淮海战役胶着时，周镐又奉命赴蚌埠，目标是第二绥靖区总司令刘汝明。刘号称“黄河以北头号硬骨”，刚挨了几场败仗，情绪低迷，却仍摇摆不定。周镐冒险混入司令部，但接头的交通员在城外失足被捕，密件落入保密局。毛人凤拍板：先放，再抓。1949年2月初，周镐在南京路口被便衣请上吉普，一纸军法处传票摆在面前，他只淡淡问：“日期定了吗？”无人作答。

2月24日清晨，南京东郊，行刑队排成半月。曙色微明，冷雾扑面，他整理了一下翻毛大衣，朝刽子手扫了一眼，“用最短时间，别浪费子弹。”一声枪响后，战壕里再无言语。国民党军报仅用三行字通报：“周镐，叛变，正法处决。”
16年过去，1965年11月，原南京地下党档案解密，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追认周镐为革命烈士。省档案馆那份发黄的“治平”名单，列着他交出的42份战场态势图和19名起义骨干的口供笔录，字迹已淡，却能看清最后一张批注：“此人极具胆识，惜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