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延安，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讲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时候党内各种思想问题堆在一起，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老毛病还在影响工作。

他没有像早年那样直接硬碰硬，而是组织大家开座谈会，让不同意见都摆出来讲。1942年2月，毛泽东又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讲整顿党的作风，重点抓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做法。

整风过程中，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对延安一些现象提出意见。毛泽东没有马上压下去，而是5月召开文艺座谈会，把文艺界的人叫到一起，面对面讨论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会上他仔细听各方说法，最后系统讲清楚方向。

整风后期，他还推动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过去路线问题总结清楚。到1945年，这场运动基本结束，全党思想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整风里不止改别人，也多次公开讲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不足。这种做法跟他年轻时候的脾气差别很大。1929年夏天，红四军在闽西一带活动，内部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吵得厉害。

刘安恭从苏联回来后主张军事指挥要更独立，朱德等一些将领也觉得毛泽东开会时态度太硬，不好沟通。6月，红四军开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没选上前委书记，陈毅接了手。

他以身体不好为由离开部队，到蛟洋那边调查农村情况，过了四个月左右的边缘日子。那段时间他没闲着，继续看材料、写东西，琢磨怎么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9月中共中央来信支持他的基本主张，12月古田会议召开，他重新主持会议，通过了那个著名的决议，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古田那次低谷出来没几年，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又开。项英、任弼时等人批评毛泽东的军事打法太保守，会议决定让他离开前线，只保留政府主席职务。

接下来两年多，红军打第五次反围剿遇到大麻烦，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毛泽东身体很差，疟疾发作严重，常常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可他还在跟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聊天，分析失败原因，慢慢重建信心。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支持，他重新进入核心决策层。

这些事连起来看，毛泽东从早年认准方向就九头牛拉不回的性格，到后来懂得在集体里团结力量、耐心等待时机，转变发生在一次次实际考验中。

1929年被否决后他没硬顶，1932年后被边缘化他也没离开队伍，而是边观察边思考。到延安时期，他把这些心得变成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全党调整。

托尔斯泰说过，真正的伟人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懂得不断修正自己。这句话放在毛泽东身上特别合适，他41岁前后那场自我调整，影响的远不止个人。

从闽西古田的会议室，到长征路上的担架，再到延安窑洞里的整风讨论，毛泽东一步步把个人脾气里的刚烈，转为带领队伍往前走的稳健力量。这条路怎么走成的，史书里记着，读者自己慢慢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