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上级命令后粟裕被要求诱捕叶飞，叶飞跳崖机智避险，两人此后都默契选择了不再提起
1933年冬，闽东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夜里风声如刃。数百人的闽东游击队点着松脂火把钻进密林，他们只有一条念头——活下去，把根据地守住。那一年，红军主力转移远征，东南各苏区似孤岛，国民党“清剿”愈发紧逼。若想延续火种，必须拉来更大火力，这在当时几乎成了共识。
翌年春，浙赣突围出来的红十军团残部涉水翻山抵达闽东，粟裕、刘英率领的数百人带来宝贵枪口，也带来全新军纪。地方干部同乡土游击习气相依，讲究乡情；外来主力强调建制、纪律、肃反，一板一眼。两种风格碰撞，合作大势虽定，磨合却注定艰难。

为了迅速合编，闽浙边临时省委在福安西北的小山村里立起，书记是刘英，粟裕掌军事，叶飞被推为宣传部长，还自愿把鼎平一线的根据地割让出来，给新来的同志安身。有人窃窃私语：地盘大、粮草足的闽东师为何甘心让出家底？叶飞只摆摆手：“合则强。”一句话，堵住了猜疑。
然而，队伍越大，规矩越多。刘英把中央苏区的“保卫条例”照搬过来，连夜排查历史问题，查岗、点名、突击搜身一件不少。对在密林里打了几年游击的闽东骨干来说，这像忽然戴了紧箍。福安、宁德一带小部队里开始流传一句话：“枪口对外没准，帽子随时飞来。”火药味在暗处累积。
1936年仲夏，旱情加重，粮秣告急。叶飞忙着筹粮，却接连收到调往后方“整训”的指令，心里起了疙瘩。他绕道闽北，想找早年共事的黄道求个说法，却被告知黄已转移。此行不但无果，还让省委更生疑虑——“密会外人”的帽子呼之欲出。很快，粟裕也收到刘英的手令：请务必设法“控制”叶飞，以正军纪。末尾加重墨一句：“务速，无误。”

粟裕看完信，一夜未睡。对面，灯火摇晃，参谋长低声问：“要不要……”他摆手，沉默。三日后，两支队伍在庆元一隅的南岭小村碰面。酒桌上，粟裕把杯子轻轻一放，院墙外跃出警卫。叶飞环顾四周，拔枪的战士却被他喝住：“不许乱动！”这短短一句，救下了村口几户百姓，也保住了几十条自家兄弟的命。
天亮，叶飞被押往山道。队伍走到岩隘，前方突然传来民团枪声，护押士兵慌了神。子弹扫来，尘土飞扬，叶飞腿部中弹，却趁乱扑向山崖。几十米高的陡壁，他翻滚而下，挂在灌木间，昏死过去。副官陈挺冒着枪火折返，硬是把人拖了回去。五天后，浑身裹着草药味的叶飞又出现在独立师的驻地，他第一句话是：“不许报复，一切听指挥。”部下红了眼，却都沉默点头。

同一时间，刘英在后方召开紧急会议，责问粟裕“办事不力”。师长被软禁数日，留下了几份字迹潦草的检讨。临别前，刘英专派警卫张文碧随队“保护”，实则盯防。自此，挺进师北上浙南，独立师坚守闽东，两支人马暂时分路。表面平静，暗潮未消，但内斗没有扩大，游击区也没被撕裂。
1942年2月，刘英在温州不幸落入敌手。面对劝降，他坚称“革命尚未成功”，五月殉难。讯息传到根据地，粟裕无言，叶飞摘帽默哀。二人随后转入抗日战场，湘赣、苏北、江淮，多次并肩。有人试探提起往事，他们都以沉默回避。1958年，粟裕遭非议，叶飞在会上只说一句：“若无粟司令，我的脚或许早已埋在南岭。”再无下文。

回看这段插曲，可以发现，地方兵与外来主力的结合，并非简简单单的编制调整，而是一场涉及信任、权力、文化的多重考验。叶飞让地让权，却也坚持底线；刘英搬来肃反模板，初衷是纯粹的安全考虑，却因过急而触动人心；粟裕身陷指令与情义的缝隙，既要执行，又不想把矛盾推向不可收拾。正是他们的克制，让闽浙红军挺过了最灰暗的一段，得以在随后的岁月中，于更广阔的战场上实现力量汇流。
这件事后来鲜有人再提，或许正因大家心照不宣：革命队伍的账本里，只能留下对外斗争的斩获，至于内部的误判与伤痕，就像南岭丛林里那片枯叶，落了，埋了，也就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