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将自己的文章拿给毛主席审阅后，毛主席坦言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吗？
1949年6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里灯火未息。政协筹备会正为新国家的旗帜争论不休，红底、蓝底、星、月、麦穗，各方意见杂陈。席间，身着灰色长衫的张治中举起草图，提醒大家：“如果旗面被几道粗杠切割，远看就像把国家一分为几段。”一句话让会场沉默。毛泽东顺势拍板：“五星排列更合民心。”有人回忆，当时他侧过头对张轻声说：“你的眼光管用。”短短十几字，折射出两人多年积累的信任。
顺着这幅五星红旗的诞生，可倒推出一条并不平坦的友谊轨迹。张治中原是黄埔一期、北伐名将，被视作国民党“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抗战胜利后，他不肯坐视内战，几上几下，想替中国找一条和平路。可和平谈判的钥匙，握在延安与重庆两地那两位领袖手中。

时间往前拨到1945年8月28日。延安机场扬尘未落，张治中就站在舷梯旁迎接毛泽东、周恩来。途中他特意让警卫营换上宪兵装，护送车辆在夜路疾驰。抵渝后，他把自家桂园腾空，茶米油盐皆亲自过问。毛泽东进门，看见客厅墙上挂着黄土高原风光的画，随口说了句：“像回家。”张只是笑，心里却暗松口气——只要安全无虞，谈判才有可能。
43天的重庆谈判留下《双十协定》，也留下一个小插曲：告别晚宴上，有客人祝酒，夸张治中“往返延安，劳苦功高”。毛泽东举杯相和，称他是“难得的桥”。玩笑里透着认可。次年春天，美方特使马歇尔再邀国共对话，张第三次北上黄土高原。延河水还在，石窑洞的油灯依旧昏黄，双方却已渐行渐远。张坐在窑洞口，与周恩来对望，叹了口气：“道不行，吾将如何？”无人作答，晚风吹灭灯火，一切归于寂静。

内战终究没有因他的奔走而停下。1949年春，南京政府派他率团赴北平谈判。签字的人坐在对面，拒绝签字的电报却从南京飞来。张把文件合上，沉默良久，随即决定留下。有人劝他回南京，他淡言：“话已尽，我走，便是白费。”自此他成了新政协最早加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接连递交三份书面意见：一是沿用“中华”二字以承前启后；二是国旗应突出人民革命的主体色彩；三是新政府公报需广邀各界共同署名，展现团结。他的建议多被采纳。9月，新疆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北京，各界称赞“张将军未动一兵一卒，却赢得西北门户”，毛泽东在接见时特意补上一句：“还是桥能通车。”

1954年，全国人大开幕。张治中提出，代表们不应只会举手，更要走出会场去看百姓田里稻谷。此后，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集体视察地方逐渐形成惯例。那年夏天，他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彭德怀守望大西北，荒漠间的电报线见证了两位老兵对建设边疆的想象。
1958年8月，北戴河海风正盛。毛泽东邀张共进家常午餐。席间主人忽然问：“南方热得很，一同去看看？”飞机翌日晨起飞，沿长江一路考察钢铁和水利。武汉之夜，身着浅色西装的张被拉进舞池，刚转两圈就气喘。毛泽东在一旁笑：“将军也有怕的？”张抹汗，回敬：“要比游泳，你才是高手。”众人哄堂。

返程前，他把自己早在1950年写成的《六十岁回顾》放在主席案头。隔天深夜，陪同秘书取回稿子，只见扉页多了行字：已阅，建议坦率，可再商榷。张忍不住追问：“哪儿还不妥？”毛泽东停顿片刻，道：“阶级的透视，你还隔一层纱，再想想。”这番提醒，他记了十年也没完全放下，却始终没有阻隔彼此的往来。
1969年张治中病逝，消息传到北京，西苑医院灯火通明。追悼会筹备文件上，毛泽东批下八个字：革命的老朋友，好走。昔日那座“桥”或许不再承载来往，但它在关键节点上曾架起过生死攸关的通途，留下的意义，已深埋在共和国的基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