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都厌恶的一位汉奸，用200金条逃亡海外，晚年自出版书，售价5元却无人问津，这究竟为何？
1924年冬，北洋政府的财政已经千疮百孔，天津英租界一夜之间传出“造币厂账房少了五万现大洋”的风声。账本上签字的是总务科长任援道，那时他33岁，保定军官学校肄业，隶书写得漂亮，出身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本应在战乱中守住家声，结果第一笔像样的“战利品”就来自国库。军阀换旗如翻书，靠关系递条子就能平息通缉，他轻装南下，转而出现在江西银号。两年后，账面少了二十万，手法同样干净，一张火车票便消失在长江沿岸的车站人潮里。
进入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风声鹤唳。1931年秋，任援道出现在北平的另一张饭局合影里，身边坐着几位新面孔——关东军顾问。有人听见他端着烧酒小声说：“生意得跟赢的一方做。”说完举杯，笑容温和。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挂牌，他凭着日语和“财政专长”混进委员名单；后又受命整编溃兵、土匪，组建所谓“第一方面军”。太湖一带的村民很快就认识了这支队伍：白天收税，晚上“缉匪”，有时田里的稻谷还没黄，就在枪口下被运走。

1940年春，南京郊外的绥靖部挂牌。汪精卫曾在小范围场合抱怨道：“这人油光太盛，靠得住吗？”顾顺章在旁边笑了笑没接话。任援道却很自得——日方拨来三艘炮艇，船身刷着崭新的旭日旗，他站在甲板上，口袋里揣着最新的委任状。不得不说，乱世里有人抢江山，就有人专捡缝隙敛财，他显然属于后者。

1943年夏，太平洋战事逆转。任援道悄悄塞给军统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书“重要情资，愿献国效力”十个大字。戴笠看过，只回一句：“放着，先不急。”这句传言真假难辨，但有一点清晰——任援道已经嗅到风向不对。在江南地下电台频频发出“东京败局已定”的时候，他忙着四处变卖地产，把金锭炼成狭长条，一根足有半斤，整整装了两皮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码头人声鼎沸，许多身穿呢料长衫的汉奸官僚排队候船，嘴里还咬着剪掉标记的军官帽徽。任援道混在人群中，两箱金条沉得他几乎直不起腰。有人小声问他：“轮到你了没？”他只丢下一句，“先走一步。”随后登船南下，绕道香港。港英当局此时正与重庆互通情报，不少伪政要一露面即被递解。任援道缴了高额“担保金”，赶在名单传到码头之前飞往温哥华，再转多伦多。

移民档案里登记的职业栏写着“书法教师”。其实他根本招不到学生。为了维持体面，他在1970年自费印了两百册《鹧鸪忆旧词》，封面用金色活字，定价五加元。华埠书局老板看了看，压低声音：“这套典故冷门，恐怕卖不动。”最终书店只代销十册，一年过去，尘灰厚得能写字。
生活来源不断缩小，他把最后一处公寓抵押给银行，搬去郊区老楼。邻居偶尔听见午夜里传来咳嗽声，还有翻箱倒柜的碰撞。1980年4月30日，任援道因心脏病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去世，院方记录上注明“无直系亲属到场”。侨报讣告只提到他曾任“民国要员”，不见具体职衔。那一年，距离他离开天津造币厂整整56年。

回溯这一段轨迹可以发现，军阀割据留下的权力真空，让类似任援道的地方能员有了铤而走险的空间；而汪伪绥靖机构赋予的番号，则把这种投机裹上“维稳”外衣，实际却在太湖流域放大了匪患。战局一旦翻覆，缺乏稳定人脉网络的个人资本很快失去护身功能，金条能买到船票，却买不到归宿。任援道的身影消失在海外档案的冷灰纸页里，与诸多同类名字并列，成为汉奸清查名单上一行淡褪的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