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了男友却不愿结婚，这不是普通的情感纠纷，而是一场有预谋的系列婚恋诈骗。

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李某称其男友王某在其已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

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李某前往该单位核实，却发现查无此人。民警迅速介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浮出水面。

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2023年已在香港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警方深挖发现，王某自2019年起混迹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的未婚女性，打造“经济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伪造国家机关文书证件实施精准“围猎”。

截至目前，警方已核实5名受害者，最长一段被骗关系持续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约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被骗约140万元。王某已被荔湾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有人问：为什么女性这样容易被骗呢？答案藏在千年历史之中。

伪装官身的婚恋诈骗，古已有之。

清代笔记《粤屑》中记载了一桩奇案。广东一位县令死后，其宠姬带着二千余金寡居。对门大宅内出现一美少年，自称新会富商，妻亡续弦，并对女子承诺“金屋已售为藏娇之所”。女子倾心相嫁，将全部家资搬入其宅。

婚后不久，男子以“洋行贸易急需资金”为由借款二百两，次日归还以固其信。然后他借口外出运货，一去不返。女子发觉有异，开箱一看——“见包内皆瓦砾石块，各包皆然”。原来房子是租的，身份是假的，金银首饰早被调了包。

骗子用的是同一种策略：以身份为诱饵，以婚姻为幌子，以借款为手段。这口垂了两百年的老坑，至今还在不断陷进新人。

更早的“伪身份婚恋”可以追溯到唐代。

韩愈所撰《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记载的“骗婚”故事，主角王适本是气宇不凡的士人，因“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试图借官场贵人之势博取功名。这种以虚假身份获取婚恋信任和现实利益的做法，恰是现代骗局的早期苗头。

为什么“公职身份”最灵呢？

民国时期的“拆白党”给出了惊人的注解。

拆白党是活跃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上海俚语，特指组织严密的诈骗群体，专以经济宽裕的已婚女性为目标，伪装成军政界青年才俊进行“围猎”。

据史料记载，当时拆白党组织之严密令人咋舌——仅一名女成员供称的团伙规模就有300人，遍布戏院、工厂、电车等场所。有行骗老手甚至在虹口开办“传习所”，专门向女性传授行骗技巧，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人而教”。

这与王某“看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的供述如出一辙。

新中国成立后，冒充公职人员骗婚的案例依然存在。

被称为“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的主犯李万铭，伪造身份混进中央任职，还骗娶了一位年轻的女翻译。直到作家老舍将其经历改编为话剧《西望长安》，此案才广为人知。

从古代士人借势，到民国拆白党“传习”，再到李万铭案——伪装公权力身份的婚恋骗局，本质上是在利用社会对“体制内”身份符号性的认可。

古人说“衣冠简朴古风存”，可当衣冠成了行骗工具，那层官皮就成了打开信任之门的万能钥匙。

看似感情被骗，实则是两个层面的精准算计：心理上的“权威偏误”，以及现实中的金钱和人脉资源。

心理学研究指出，“假冒政府机关人员”诈骗正是利用了人们对权威人士要求的遵从倾向。大腦會使用既定認知概念加速任務處理，自然會犧牲準確率，引導出許多認知偏誤。“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正是利用了人們更可能遵從權威人士要求的「權威偏誤」。

这与王某借“检察院标识及公章文件照片”佐证身份的手法高度吻合。

▶金钱损失只是冰山一角。

从历史看，冒充官员者往往能通过婚恋关系渗透进受害者社交圈，利用女方家庭的人脉谋取更大利益。

清代江宁知府案中行骗者之所以胆大包天，是因为吃准了下级对上司的敬畏心理足以穿透所有保护机制。

同理，王某谎称“母亲为香港居民”“海珠区有房”，表面是塑造“优质条件”，实则吸引的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渴望稳定婚姻的女性。

数据印证了这种风险——据北京警方通报，在以婚恋交友为引流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中，受害者以40岁以上女性为主，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士。

有人或许会质问：受害者本身难道没有贪念？是不是因为想攀附体制内优质资源，才落得人财两空？

反过来想，渴望稳定婚姻、信任公职人员，难道不是社会中最正当的价值取向吗？把受害者的善良当作行骗者的免罪牌，到底是骗子太狡猾，还是我们的舆论太苛刻？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信息参考来源：

1. 人民网广东频道：《男子伪装成“公务员”诈骗多名女性，涉案上百万元，警方：刑拘！》

2. 澎湃新闻：《广州警方：已婚男冒充公务员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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