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女硕士未婚未育，退休金10000多，她每月花6000元雇保姆，照顾患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可不料，7年后，女子也被确诊患阿尔茨海默病，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保姆一个人照顾2个病人，压根吃不消，可女子的大姐，作为母女俩的监护人突然失联，女子的2个姨妈，都住在安徽蚌埠，最小的也已61岁，放弃监护权。

这件事的主角叫小王，五十岁，硕士，在金融行业干了多年，算是有点体面。小王这辈子没结婚，没孩子，一直跟八十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母女俩退休金加起来两万出头。

外人看着，觉得没什么负担，日子该顺。可那套房子还背着一百多万的贷款，每月光房贷就要还一万多，保姆工资六千，剩下那点钱，连买菜都要掂量着花。

七年前，小王的老母亲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最开始是记性差，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认不出家人，再后来吃饭穿衣全靠人帮，完全没法自理。小王当时还在上班，收入加退休金勉强够用，就专门请了个保姆在家守着老母亲。这一守，就是七年。

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在中国真正被系统重视，其实没多久。2012年以前，大多数基层老年痴呆患者，就是被归进"老糊涂了"的行列，没有专项统计，也没有专项资金，家属扛着，国家基本不介入。

2012年，国家卫生部发布《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阿尔茨海默病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被单独列出，要求提高基层识别率，建立省级登记与随访制度。

但政策落地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当时已有超过950万痴呆患者，占全球总数约四分之一，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4000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在扛。

七年之后，命运给小王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小王自己也被查出患了同样的病。保姆得知这个消息那天，站在原地愣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从那天起，家里就是两个失智病人，一个保姆，每天端屎端尿，喂饭喂药，母女俩情绪失控时还会又打又骂，保姆一个人根本撑不住，没多久就辞了职，走了。

屋子里彻底没人管，老母亲的脚烂到流脓，死活不肯去医院，小王把自己锁在屋里，门都不开。这时候，法律意义上最该出面的人是小王的大姐，大姐早年移民加拿大，挂着母女俩法定监护人的名头。

可自从小王确诊之后，电话打过去没人接，消息发过去没人回，彻底失联。两个姨妈在安徽蚌埠，最小的六十一岁，身体也不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拖累，最后签了协议，明确放弃监护权。

其实从法律层面看，这个局面是有解法的。中国2017年施行的《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监护人不履行或无力履行职责，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同年，上海还在全国率先试点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专门为失能老人的照护费用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上海出台政策，明确要求居委会对发现的"三无"或类似困难情形，须在48小时内上报街道民政科，启动紧急照护协调程序。这些制度摆在那里，关键是谁来走出那一步。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写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王母女的处境，就是这"各有各的不幸"里一个真实且沉重的样本——病是相同的病，困是相同的困，可每个家庭走到绝境的路，偏偏又各不一样。

就在外界都以为这对母女要这么熬下去的时候，有人走进了这扇门。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而是她们所在社区的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