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一次在西餐厅用餐时，面对两位北大学生用英语讥讽，他的精彩回应让他们羞愧不已
1917年初秋，北京城空气里带着新潮的躁动。新任北大教授辜鸿铭拄着竹杖，拖着齐腰长辫，缓步走进红楼大阶梯教室。楼道里一群好奇的学生交头接耳：“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四洋先生’？”有人低声感叹。事实上，他的“怪”从外形开始，却远不止于外形。
时间拨回60年前。1857年，英属槟榔屿的海风终日裹着热浪，也吹进华侨辜家的大宅。那一年，小辜出世，父亲辜龙池第一句话就是“莫忘自己是中国人。”家里虽替英国人管橡胶园，但祠堂的家谱、闽南土话和带咸味的家书，始终告诉他，根在大清的南方。
少年辜鸿铭随义父踏上海轮，漂洋过海抵达苏格兰。维多利亚时代的哥本哈根街灯刚刚点亮，他已在爱丁堡大学埋头拉丁、希腊文。别的留学生剪辫易服，他却把辫子盘在帽子里照样去上课。一天，他在火车上倒拿德文报纸，旁边两位德国旅客窃笑。辜鸿铭放下报纸，淡淡地用地道德语回应：“看反了也能懂，你们的文字太易。”两人讪笑遁去，这段小插曲很快在留学生圈里流传。

十余年间，他拿下英法德三地学位，又学会九种语言。回国船舷刚靠上上海码头，码头工人已换西装短发，他却顶风把辫子甩在身后。有人揶揄，他却只回一句：“此乃中国人最后的旌旗。”
张之洞正在两湖督府搜罗英才，听说南洋归来的“怪才”通晓多语，立刻邀入幕府。别人忙洋务新政，他却埋进书房，翻译《论语》《中庸》成英文，寄往伦敦牛津出版社。张之洞笑他太旧，他反唇相讥：“若无中体，何来西用？”洋务大员也只得摇头。

辛亥炮响后，满街是急着剪辫的人。辜鸿铭依旧长袍马褂，照旧在上海跑码头，也在北京讲学。民国七年，他被蔡元培延请北大，教授英国文学，却第一堂课就要求学生背《大学》。“读莎士比亚前，先把孔夫子念熟。”这是他的规矩，没人敢驳。
那年冬天，北京王府井新开了一家法国菜馆。白桌布、银烛台，西装革履是通行证。辜鸿铭却拖辫而来，一手刀一手叉，优雅切牛排。邻桌两名北大学生按捺不住，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窃窃私语：“这老顽固也来装文明。”话音未落，他抬头，流利口音回敬：“Gentlemen， I tasted Bordeaux when you were not yet born.”短短一句把两人噎得面红耳赤，仓皇买单。旁客目瞪口呆，只听他轻哼昆曲，继续用面包蘸汤。

民国政局诡谲，他却自有分寸。1917年国会改选，某小政客带着400块大洋上门买票。辜鸿铭索性开价500，待对方掏出钱，又冷笑着将人轰出，“选票可卖，节气不可丢”。翌日，他带着那笔银元南下天津，全数打赏给名妓“一枝花”。有人质疑，他冷淡回应：“我让他买了个教训，也让银子去做快乐事。”
说他古怪，不仅在外形，也在灵感。传闻他写《春秋大义》时，若文思阻滞，便招呼夫人淑姑：“把小脚抬来。”夫人轻脱绣鞋，将三寸莲步搁在矮几，他抚袖凝神，口里念叨“香在本色”，片刻后笔走龙蛇。旁人不敢置喙，只当是天才的怪癖。
可别忘了，他也敢拍桌子骂人。袁世凯复辟之时，他在报上连发檄文，称帝不过是“猴子穿龙袍”。北洋高官恨得痒，却没人能真正难他，毕竟这一位的外语函电离不开他来修改。

辜鸿铭晚年的住所靠近未名湖，窗外总有学生探头观望。有人看见他晚饭后在月下踱步，长辫在背后摆动，仿佛旧时的暗号；也有人听见他朗诵莎士比亚，同一口气又背出《孟子》。人们难以归类他，到底是遗老，还是新派？其实，对他来说，标签无关紧要，能让世界听见中国古典的声音，已足够。
1928年4月30日夜，他在石库门旧宅静静合上眼睛。书桌上摊开的，是刚校完的《中庸》英译清样，墨迹未干。坊间感叹，这位“留辫子的博士”终于脱身红尘。然而，随手翻开他留下的译本，理性条分缕析，辞句简洁优雅，西方读者第一次用母语触碰“仁者爱人”的余韵。外表的辫子终会断，纸页上的思想却仍在异域悄悄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