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本想继续奋战前线，为何中央却决意安排他出任湖北主要领导工作呢？
1949年5月初，长江春汛刚落，汉口江滩却人声鼎沸：米价上午一口价，下午又翻番，银元贩子提着布袋四处兜售，工厂烟囱尽数熄火，码头工人围在茶摊旁叹气。这个华中枢纽被称作“九省通衢”，一旦秩序崩塌，中南粮棉与钢铁运输都将被拖进泥潭。
这种局面让新政权倍感棘手。战场枪声尚未完全停歇，后方经济却先响警报：商号关门、银行惜付、失业工人潮水般涌上街头。要想稳住局面，急需一位兼具威信与治理才能的“临门急救员”。
就在此时，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正在军部做动员，准备率部继续南下。作战方案刚摆上桌，北来的加急电报却改变了他的行程——“即日赴武汉，主持湖北党政工作”。副参谋长私下揶揄：“老李，这回不让你打仗了。”李先念抖抖军装，只回了句：“命令就是命令。”

外界不免纳闷：正打得顺手的拼命三郎，为何突然调去管地方？翻开李先念的履历，答案并不难找。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伤痕累累的身体。1935年翻越夹金山时，他把唯一的棉衣全让给伤员，自己染上风湿，额角常痛得直冒冷汗。1946年中原突围，他七天七夜没合眼，两次昏倒，被医务员硬塞进担架。到1949年，神经衰弱与旧伤叠加，每晚只能靠擦拭冷毛巾熬过剧痛。继续高强度行军，对他而言无异于再走一回生死关。

然而身体只是表面理由，更深的考量在于他的“经济账”头脑。东进江北前，他在鄂豫边区率新四军第五师办过贸易公司、修过小电站、种过棉花、开过简易兵工厂，硬是把被日伪层层封锁的山区弄成了“特区经济”。延安求学时，他把《资本论》抄得密密麻麻，战友取笑他“武将读歪书”，他却回敬一句：“将来打完仗，还得过日子哩。”
再加一条乡情。李先念是红安人，从小跟稻田打交道，武汉口音一句出口，本地百姓就拉近了距离。中央判断：湖北初归，新政权要稳，要快，要有亲和力，本地干部天然带这一张“通行证”。
抵汉当晚，他没住进行署大院，而是直接奔向被国民党留作战备仓库的江岸棉麻栈房。木门一推开，成包棉纱堆成小山，还有大批粮食、药材蒙尘角落。第二天一纸布告贴遍三镇：接收物资、平抑物价、先保工人工资。紧随其后，一支支工作队进驻粮行、药号、纺织厂，摸清存量，限定最高售价，市场里“日三价”现象很快被遏止。

银元商人最先感到凉意。夜幕下，暗号尚未出口，公安小分队已拦在胡同口。几名头目被押上宣传车，沿江城主干道示众，第二天银元从6万法币一枚跌到3万。三个月后，物价指数较解放当天下挫约三成，汉口菜市重新排起了买菜长队，但不再惊呼“天价”。
李先念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城市。6月下旬，他挽起裤腿踏进武昌郊区稻田，和农户一起插秧，一边聊家常一边问粮情；夜宿土改试点村，他与农户合铺凉席，记录夜谈意见。乡亲乐呵呵地说：“这人说话跟咱一个腔调。”人口流动止住了，秋征也顺了。
经济稍有起色，他又把目光转向被战火耽搁的课堂。数百间校舍因物资短缺无法修缮，他从仓库拨出木料，安排工兵连充当木匠，9月开学钟声按时敲响。对动荡许久的城市少年而言，这一声上课铃比枪炮声更响。

从全国视角看，中财委正推行统一财经、稳定币制。湖北的试水给这一宏大政策提供了真切样本：以接管、整顿、惩治投机为主线，以群众信任作抓手，效果立竿见影。华中其他省份很快派人来武汉取经。
短短百余日，战地将军与地方官的两幅面孔在李先念身上自然转换。枪膛硝烟未尽，他却已在算盘拨珠声里完成另一场没有硝烟的突围。事实说明，当年那张调令并非权宜，而是为湖北也为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打开了一条新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