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广东一带盛产一种对女性极具摧残的职业——瞽妓，就是盲人妓女，这些妓女不是天生就是瞎子，而是专门被老鸨用一种药水弄瞎眼睛，再去接客，瞽妓的市场价格是那些普通妓女的三倍！

胡朴安1922年在《中华全国风俗志》里详细记下了这条黑色链条的运转情况。他是安徽绩溪人，本名胡韫玉，早年参加南社，长期研究文字训诂和民间风俗，收集各地材料编成这部书。

书中提到广西湖南偏远村落的四五岁幼女被低价收买或直接拐卖，送到广东堂口接受长期训练。这些女孩先以琵琶仔身份出现，学弹琵琶月琴，唱粤讴和木鱼歌，练酒席应酬的本事。表面看是学艺，实际是为以后增值做准备。

招子庸道光年间整理推广的粤讴，本来是广东民间曲艺，在广州佛山一带茶楼堂馆特别流行。清代中叶珠三角商业发达，水上贸易兴旺，堂口对女性艺人需求大，就形成了倌人制度。

女孩十三四岁技艺成熟后，有些会被鸨母用腐蚀性药水或器械破坏眼球，造成永久失明，再戴假眼或墨镜掩盖。鸨母这么做是为了彻底控制她们，让失明女孩无法逃跑，管理成本降到最低。这些女孩从此失去自主能力，终身困在堂口。

胡朴安记录这些事时，引用了多位亲历者和早期报章材料，写得客观具体。1912年民国建立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和保良局等团体多次向当局请愿，要求取缔堂口强迫幼女和致盲行为。

保良局从1878年起就在香港和广东营救被拐妇女，留下了不少案宗。1920年代广州市政府几次下令整顿妓院，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娼令，广东省政府也跟进出台限制法规，但实际执行中很多堂口还是以各种方式延续。

那些被拐到堂口的女孩，进入后先过几年琵琶仔阶段，不直接接客，主要卖艺。鸨母花心思培养，就是为了让她们在十四五岁时成为赚钱工具。

失明后她们行动不便，只能依赖堂口，价格反而更高，因为这种“特殊”让一些客人觉得新鲜。胡朴安的书出版后，这些记载成了研究清末民初社会史的重要资料，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原版。

保良局收容过不少被救出的失明女性，她们讲述了自己从偏远村落被拐到广东的经过。有的女孩被低价买走时才四五岁，家人以为是送去学手艺，结果一去不回。

堂口里的训练严格，每天重复练唱练弹，稍有差错就挨罚。到了该“升等”的时候，致盲过程残忍又隐秘，事后用墨镜遮掩，继续接客赚钱。

民国时期上海《申报》和广州《越华报》也报道过类似情况，记者走访收容机构，记录了当事人的口述。

1930年代前后，公开的致盲行为渐渐转入地下，但很多受害者仍流落在街头或依靠救济。胡朴安本人长期在上海和各地教书，他的书汇集二十多省风俗材料，影响了后来民俗学研究。

梁启超说过：“史者，民族之精神也。”这些记录让后人看到当时社会底层女性的遭遇，从拐卖驯化到人为致盲，再到民国改良努力，一步步连着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

胡朴安1922年到1923年出版书时，广东堂口还在运作，倌人制度积习已深。保良局的档案和地方志能互相印证这些事。

女孩们在堂口的生活每天重复，学艺时想着家里，致盲后更绝望，却只能继续唱粤讴应酬客人。胡朴安的文字没有夸张，只是把听来的和查到的写下来。

那些年广东珠三角的酒楼堂馆里，琵琶声和木鱼歌背后藏着多少故事。民国政府的法令慢慢推动改变，但要完全废除还需要时间。胡朴安的书和保良局的努力，让这些黑暗事迹没有被完全埋没，后人还能从中看到历史的影子。

整个链条从源头拐卖到最终控制，涉及人贩子、鸨母、堂口规矩，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招子庸的粤讴流传下来，成了文化一部分，但也和倌人制度绑在一起。

1920年代的请愿和整顿行动，虽然效果有限，却开了改良的头。那些失明女性的经历，通过胡朴安的记载和报刊报道，留在了档案里，提醒后来人重视妇女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