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鲁迅认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经鲁迅同意，斯诺将他的小说翻译成英文。两个人交往虽不多，但是对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3年前后，鲁迅已经在上海住了多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他的作品却正在被一些外国朋友认真阅读。

斯诺就是其中一个。斯诺来中国不是短暂停留。
他从1928年到中国后，一直做记者，跑过不少地方，也接触过许多中国人。他看见的中国，不只是码头、租界、茶馆和报纸上的大新闻，还有普通人的苦日子、知识分子的焦虑，以及社会深处那些说不清却绕不开的问题。

1933年2月21日，鲁迅日记里记下“晚晤施乐君”。“施乐”就是斯诺的中文名。
短短几个字，没有铺陈，也没有感慨，可后来看，这次相见并不普通。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锋利的作家，一个是想把真实中国介绍给世界的美国记者，两人的交点，正落在鲁迅小说上。
斯诺想把鲁迅的小说译成英文，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成“外国人翻译中国作品”。在那个年代，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常常很零碎，有些还停留在旧式想象里。
鲁迅的小说若能被译出去，就等于把中国人的精神困境、生活压力和社会病痛，放到世界面前。翻译并不是轻松活。
斯诺虽然熟悉中国多年，但要准确把握鲁迅的语言，还需要中国朋友协助。姚克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懂英文，也了解中国文学，常常在斯诺和鲁迅之间传递信息。
鲁迅对翻译也很谨慎，因为他明白，字句一旦变了味，作品的骨头就可能散掉。1934年6月19日，鲁迅给斯诺方面写下作品翻译和在美国印行的授权。
后来，斯诺编译的英文选本《活的中国》收入了鲁迅多篇作品，也选入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小说，试图让外界看到一个更鲜活的中国文坛。这里最值得细看的，是《阿Q正传》。
阿Q这个人物，一出场好像让人发笑，可笑过以后又觉得发堵。他穷、弱、胆小，却总要给自己找个赢的理由；他受了欺负，不敢真正反抗，却能在心里把自己说成胜利者。
鲁迅写他，不是为了写一个滑稽人，而是写一种长期存在的精神毛病。斯诺读懂了一部分，所以才会问鲁迅：既然中国已经经历过革命，社会也有了变化，难道现在还像过去那样有那么多阿Q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平常，其实很有深度。它问的不是一个小说人物还在不在，而是阿Q式的自欺、麻木、虚荣、怕面对现实，是不是还活在人群中。
鲁迅的回答很短，也很重。他笑着说，情况更糟，因为这些阿Q还在管理国家。
这句话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骂人，而是把小说和现实打通了。鲁迅看到的不是某一个阿Q，而是一种习气一旦进入权力和秩序里，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更大代价。
斯诺后来回忆鲁迅时，写到他的病容：脸色不佳，身体虚弱，肺病久拖不好，但眼神依然有力。这种反差很容易让人记住。
鲁迅不是靠高声喊话留下印象，而是在身体衰败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判断力。病痛没有磨钝他的眼睛，反倒让他的表达更像刀口。
鲁迅对斯诺的看法也不差。1935年1月8日，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S君是明白的”，还感叹有些外国人爱中国，远胜过一些本国人。
鲁迅这类话说得不多。他不是容易被热情打动的人，能这样评价斯诺，说明他看重的不是身份，而是对方是否真诚、是否愿意理解中国。
两人的交往不算频繁，甚至有些遗憾。1936年4月26日，斯诺和姚克到鲁迅家拜访，鲁迅却带着许广平和周海婴去卡尔登影戏院看电影，双方没有碰上。
日记里只留下“未见”二字。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次错过，当时看着普通，后来却成了历史里让人停顿的一笔。
之后，斯诺继续深入中国大地，写出影响很大的报道和著作。鲁迅则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
斯诺后来经历的许多事情，鲁迅没有机会看到。可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文学和现实问题相遇过，这就足够说明两人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互相理解。
一个写出中国人的痛处，一个把这种痛处介绍给外界。两人的交往很短，却并不浅。鲁迅可贵的地方，是不肯用漂亮话遮住问题；斯诺可贵的地方，是没有把中国当成猎奇对象，而是愿意认真倾听、认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