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三年，亲历者口述

1959 - 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集体生活中，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承受怎样的痛苦和磨难？

1959年至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全国遭遇大家意想不到的困境。有文献记载，1959年出现严重自然灾害，受灾范围在50年代极为罕见。也有学者通过气象分析，认为全国受灾范围大的说法并不属实。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才能说清。

从历史学者的观点来看，“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特大自然灾害是造成三年困难和饥荒的主要原因。农业方面，连续三年减产，“大跃进”引发的严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特殊化风）”，让农业生产力遭受重创。

耕地大量减少，牲、畜作为主要动力也锐减，肥料自然也跟着减少。小型农田水利年久失修，有灌无排，土壤盐碱化问题严重。大小农具损失较重，有些地方几个人共用一把农具，播种时粮食种子混杂，甚至退化不发芽。

“大炼钢铁”期间，山林被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山林被砍成光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把农民的手脚捆得紧紧的，剥夺一切生产“小自由”。

“五风”影响下，工作作风恶劣至极。饥饿的社员想外出逃荒都不被允许，有人说，社员连讨饭的权利都被剥夺，只能躺在家里苦苦煎熬。生产上，集体采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模式，青壮年劳动力被选派到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高强度的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他们食不果腹，饿得头昏腿软也不让休息，干部动不动就打压批斗。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跃进”工地，成了青壮年劳动力的苦难场。

农村普遍推行的集体“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努力搞生产”更是让粮荒雪上加霜。集体“大食堂”平时造成严重的粮食浪费，为了巩固大食堂，还不准社员私自开伙食，把各家各户的锅灶砸坏。当“大食堂”没粮食下锅时，社员们连煮点树叶野菜充饥都成了奢望，老幼病人只能用沙盆瓦罐熬野菜汤当“病号饭”。

我大学毕业后，有三年在外做民间口述记录，尤其在安徽、河南那边，经常听七十岁以上经历过“灾荒”的老年人讲，那时候很少听说有传染病或者身体器官性疾病，多数病因是长期饥饿导致出来的“浮肿”和“干瘦”。当时无汤剂可治，公社卫生所的卫生员说只有吃上几顿饱饭，这些“病”就会不治而愈。长期因饥饿，人被饿倒，土地没人耕种，随处可见社员外出逃荒，集体土地大量荒芜，这样，就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安徽泾县于适宜：“我是1951年生人，亲眼目睹那三年‘灾荒’，至今难忘。有一天，我们几个玩伴肚子饿得慌，到处找吃的，发现集体保管室有一地花生饼。我们用稻草堆着烧，烧糊后分着吃，勉强填了填肚子。第二天又向保管员讨要，老保管员说花生饼没了，只有半块芝麻饼。我们迫不及待地又用草烧，结果一口咬下去满嘴是沙子，只吃了一小块。可见当时生活有多艰苦。”

河南驻马店周深化说：“我的童年，1959年我六岁。我们院子有四家人，大人都去地里干活。隔壁有个小伙伴走了，我病了脱肛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风吹竹子响，水田波浪响，爸爸离开时，我们只能吃萝卜里面撒胡豆面，平常吃野菜，连岩缝里的泥巴都不放过。那时候，农村各处农民咽糠吃野菜，咽糠拉不出也会走人，挨饿吃野菜营养不良，好多人浮肿。”

浙江衢州康佳国说：“那个年代，我老妈当供销社售货员，却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家里父亲和三个弟妹在城里，没油没肉，粮食定量很低。为了让家人多吃一点饭，母亲粮食定量每月才十九斤，她自己吃野菜充饥，每顿抓一把米放在布袋里，周六晚拿回城让家人多吃一点。不到一年，她体重从近一百四十斤降到七十斤左右，邻居都说完了完了。”

江苏盐城管援朝回忆说：“我们姐弟1958年暮春丧母，父亲在单位忙，夜晚也难天天见到他。父亲宁愿自己挨饿，下班后把他那一份菜粥端回来，我们每人只能喝上两小口。因营养不良，身上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院子里也有人被饿走了。我们庆幸有老爸在，没被饿走”。“食堂炊事班的人中午很少锁门，看到我们，碰到未锁门就让我们进去，时常锅里只有半碗清汤，遇到有粥那肯定是奢侈食物。那时候坡上的树皮被剥尽，野菜难寻。后来条件好了，有一次，我们大家中午一起吃午饭，不知谁提起“荒年”挨饿的事，老父亲嚎啕大哭一场，至今难忘。”历史上的浪花女子坠亡悬崖秋千开业仅1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