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军失去了4位高级将领，其中一人可获元帅，两人堪当大将，令人惋惜！
1946年6月，华东前线一夜大雨。浑黄的雨水顺着战壕流淌，通讯兵踩着泥浆奔跑，反复传递一句话——“战略防御，坚持到底”。彼时的人民军队不过九十万，枪械七成是缴获品，弹药连月余战斗量都无从保证。就在这样捉襟见肘的时刻，接二连三的噩耗传来：四位在多个战场闯出威名的指挥员，相继倒在枪弹与病痛之间。失去他们，比丢一座城更令人心惊。
先说四月的天幕，一架从重庆北碚起飞的军机，在山城上空划出一道黑烟后没入长江边的云层，带走了刚获自由的叶挺。北伐时，他率“铁军”独立团冲垮团防线，靠一把大刀拼下赫赫声名；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接连失利后，他远赴欧洲，十年漂泊。1937年，卢沟桥枪声唤他归来，新四军因此有了第一任军长。皖南事变被俘那年，他写下“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自励，面对蒋介石的招降只有冷答：“革命军人不做叛徒。”如果命运稍有转圜，这位四十三岁的将领极可能在1955年戴上元帅肩章。可一场机毁人亡的事故，让斯人长眠，也让南线多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位。

叶挺的噩耗还未完全消化，六月便传来新的伤痛。山东枣庄，枪炮声震耳。罗炳辉指挥部队合围守城国军，短短数昼夜，一举切断津浦线，为东北我军南北对进赢得宝贵时间。战后夜里，他踏着断壁残垣巡视，突感头痛如绞。高血压埋下的隐疾爆发，脑溢血让这位出身贫苦、从滇军炮火里走向红九军团军团长的汉子，再也没能醒来，终年四十九岁。有人记得他脾气火爆，作战时常把军帽反扣在后脑勺；也有人记得长征中，他率部拼死强渡湘江，掩护中央纵队脱险。假如时光能够延伸到1955年，凭这些战功，他大概率会与张云逸们站在同一列——大将无疑。

七月的延安，宝塔山依旧灯火点点，却等不回关向应的身影。1925年入党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十年内从海员团部一路干成红三军政委，再到红二方面军政委，与贺龙搭档，被前线官兵唤作“政委关”。晋西北根据地那几年，缺盐、缺药、缺棉衣，他既要筹粮，又要治病救伤。有人回忆他深夜咳血，用手绢一抹，再去催粮。长期劳累终究要账，肺病拖成顽疾。1946年7月21日，病房外的知青合唱《黄河大合唱》，他却已气息奄奄。彼时他四十四岁，若能支撑到授衔，也极可能跻身大将之列。积劳成疾，是那一代人常见的结局。
十月的涟水城头，硝烟未散。整编74师铁甲轰城，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谢祥军挟风雨奔走各团阵地。“枪口抬高一寸，别打自家人！”他叮嘱完，转身探望火线，却被冷冷的一发子弹击中大腿旧伤。血汩汩而出，随行军医急切地劝：“截肢还能救！”他咬牙拒绝，“腿在，人就得在！”可弹片已撕裂动脉，32岁的生命点滴流逝。三天后，粟裕得到电报，只沉默塞了半晌烟。苏中战役刚见曙光，这位从红四方面军走来的年轻将领却永远停在了秋风里。若论资历，他未必至大将，但上将的星徽应不在话下。

四人离去的方式各异：有人献身疆场，有人殉于意外，也有人倒在病榻。然而共同点清晰可见——他们都在漫长革命岁月里透支了生命。彼时医疗匮乏，营养难保，长途转战更是常态。高级指挥员不是身披荣耀的将军，而是一身风尘的普通士兵，多年的弹雨与疲劳随时可能夺走性命。1946年的连续损失，让刚踏上决战征途的人民解放军在战略指挥层面雪上加霜。中原突围、苏中血战、四平街鏖兵，每一处都急缺经验老到的统帅，因此陈毅曾感叹：人才的伤亡，是比丢枪更沉痛的损失。
再看他们走过的路：北伐的血雨、长征的冰雪、抗战的硝烟，无一缺席。他们熟悉旧式军队的战法，也摸索出游击与运动战的诀窍；他们带着从黄埔课堂、从山野厮杀中积累的本领，为后来者打下战例。而当1955年军衔制度启动，许多老战友列队晋衔，这四张熟悉的面孔却已空缺，留下的只是一行行追记事迹。史册无法倒流，人们只能在伤逝中明白：胜利从来都不便宜，旗帜背后，总有人倒在看不见的地方。

如此回望，1946年不仅是全面内战的开局之年，更是一道分水岭。风雨摇曳的战火、动荡不定的航线、简陋至极的卫生条件，共同交织成那一年最沉重的背景色。四位将领的壮烈或凄然，映照出人民军队以血肉筑起的成长曲线；而他们生前留下的战术思想、政治品格，也继续通过学生、战友和一本本作战笔记，传递到后来每一次会师与胜利的号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