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选举新中国主席时，毛泽东获得高票但并非全票，唯一一票反对票到底是谁投的？
1949年1月22日，北平护城河冻结成银色的弧线。城门口，张东荪裹着一件旧呢大衣，在呼出的白雾里同同行者低声交换意见。三小时后，他坐进傅作义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劝说守军撤出市区，避免城内巷战。当晚，傅作义给前线部队发出了“准备谈判”的电报。古城由此免于轰炸，这一桩功劳后来连解放军作战记录都写上了他的名字。
和平解决北平后，各界代表陆续进驻中南海翠微楼，筹备新政权。张东荪也被选为第一届政协代表。有人私下问他感觉如何，他淡淡一句：“书生无剑，唯凭一张嘴。”一句玩笑，却道出他的定位——用思考影响未来。

9月30日傍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票箱被抬进礼堂。576张选票，先是手点，再由机器复核，仍旧少了一票。计票员额头见汗，周恩来走过去看了看结果，转身同毛泽东说了两句。毛泽东抬手示意别慌，他只是笑，说：“有人持不同意见，很正常。”最终开票：575票赞成，1票反对，毛泽东依旧高票当选。这一抹缺口却在代表间掀起暗流：是谁投了那张否定票？

传闻最后指向张东荪。女儿多年后在回忆里写道，父亲坚持“中间制度”，投票前一晚还对家人说：“非赞成即反对的世界太简单。”他本人始终未公开承认。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30年代起就在报刊上论证“三种主义调和”的可能：政治上走议会制，经济上采纳计划加市场，外交则奉行中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关头，他依然主张国共合作，免于苏美两极拉扯。新中国确定“一边倒”苏联路线，他心中那套理想与现实距离越拉越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北铁路日夜轰鸣。炮声虽隔着鸭绿江，北平却也开始挖防空洞。张东荪心中对美国空袭的担忧与日俱增。8月，他与自称“能和华盛顿沟通”的王志奇座谈多次。一次谈到深夜，王志奇摊开纸笔劝他列出“可与美方交往的开明人士”。张东荪沉吟半晌，终在政协委员通讯录上圈点了几十个名字，还顺口提到来月即将提交的财政预算数额。“别让战火烧到黄河以南，”他低声道，“让对岸知道，我们只想自立。”寥寥数句，却已触及机密。

几周后，王志奇被中共中央华北局保卫部门拘捕，随身文件成了铁证。张东荪被请到中南海说明情况。他承认谈及名单，但否认有意为之。中央最终定性为泄露机要资料，未上升为“通敌”。毛泽东批示：“既有功劳，又有过错，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民盟随后召开会议，将他除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席位也被撤销。昔日讲坛上的哲学家，忽而成了前路茫茫的闲散之人。
人们渐渐淡忘他的存在。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张东荪就因掩护地下党员被日军逮捕，狱中数月宁死不跪，最终靠国际学界营救才得以保命；日军投降前夕，他的寓所曾是联络站，救出多名被通缉学生。1949年围绕傅作义的谈判，他挑灯夜谈十余日，被周恩来称赞“颇具胆识”。这些过往功绩，为他换来一次宽宥，却没能阻止随后的政治沉沦。

进入1960年代，他被要求反省“错误思想”，陆续丧失了公开授课和著述的机会。1973年初夏，病中的张东荪在看守所里留下几页潦草札记，谈的依旧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同年冬天，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未盖棺之前，那张始终无人证实的反对票仍像一缕尘埃，飘在历史的灯光里，时隐时现，提醒人们：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书生议政往往要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