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参观故宫时偶然遇到一位神秘老人，老人一句话让他面色大变，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2年深秋的午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银杏落了一地金黄。身着蓝布中山装的溥仪扶着妻子李淑贤，缓步而行。忽然，他的目光越过宫墙，定格在远处的午门，眉宇间掠过难以言说的惆怅。
谁也看不出，这位神情谦逊的园艺工，此刻正回想起自己曾在那座红墙黄瓦的宫殿里做过“九五之尊”。五十四年前，1908年冬，他不过两岁零十个月，却在慈禧太后指尖的一纸遗诏中被推上龙椅，成为大清第十二位皇帝——宣统。
龙椅未暖，山河已倾。1911年的枪声由武昌传到紫禁城，南北议和紧锣密鼓。隔年2月，隆裕太后代表不足六岁的溥仪宣布退位。《清室优待条件》赐给旧朝最后的体面：紫禁城暂时归皇室居住，每年拨银四百万两，名义上“皇室安享”，骨子里却是共和国对帝制的温和告别。

优待的篱笆只撑了十二年。1924年11月5日，晨雾未散，西直门外部队调动的马蹄声惊醒了紫禁城。冯玉祥发动政变后，命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入宫执行“修正优待案”。大殿砖石回声里，军靴踏得急促，清宫守卫束手无策。
“你究竟是清朝皇帝，还是中华民国公民？”鹿钟麟手握手枪，直视这位十八岁的前皇帝。片刻沉默后，溥仪低声答：“民国公民。”据在场侍卫回忆，他的唇色都褪了。随即，皇家仪仗被喝散，人被护送出神武门，辇车改推黄包车，昔日龙庭一夕成旧居。
被赶出宫的少年天子先栖身于醇王府，继而辗转天津张园、静园。日子看似体面，实则靠典当御赐珠宝度日。1928年津城冬夜，他曾对侍从感慨：“灯亮着，心却黑。”没人接茬，风声拍打玻璃，天津卫的潮气透骨。

1931年，关东军炮声撕裂沈阳夜空。日本特务把他迎到旅顺，随后扶上“满洲国皇帝”座椅。外人称他复辟，实质上是傀儡。十四年间，他批过法令，也在伪宫里默写过《论语》，却完全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他试图登机去日本，刚踏上舷梯便被带走。
在远东战犯收审所，他第一次读到报纸上对自己的定性——“战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引渡回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没有龙椅，只有硬板床和一日三课：历史、政策、劳动。最头疼的不是体力活，而是在众目睽睽下朗读《我的罪行》。七年下来，他学会了自己刷鞋、缝扣，甚至会给菜苗松土。
1959年12月，首批战犯特赦名单公布，溥仪名列其中，时年53岁。他获准留京，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专员，走路再不用规避宫门的台阶。他爱上了植物，白天翻阅园艺书籍，晚上整理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稿纸摊得满桌，字迹有些颤，却清晰。

1962年，他与当年在医院结识的李淑贤登记结婚。那天回到东城区的简陋小屋，他把一只旧搪瓷盆倒扣当鼓敲了几下，说要给新生活“敲锣打喜”。邻居们笑他孩子气，他也笑，一点都不恼。
转眼到了深秋。夫妻俩凭一张两角钱的门票走进故宫。溥仪边走边指着太和殿檐角的吻兽细讲：“这是仙人指路，那是骑凤仙人。”李淑贤听得入神。忽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拄杖而来，胸前的军功章在阳光下闪光。溥仪神色微滞，脚步慢了半拍。

老人停在他面前，抬手行了个礼，语气平淡却带笑意：“不杀你，放心吧，老朋友。”正是鹿钟麟。当年枪口对峙的旧人，如今也是散步的普通游客。两人目光相接，皆沉默。李淑贤轻声问：“这位叔叔是？”溥仪轻轻摆手，只道：“认识，很早以前的事。”
鹿钟麟转身看向恢宏宫墙，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城是旧城，人都换了。”话毕，他迈步离去。溥仪望着老人背影，像是卸下一块千斤石，长出一口气，转而继续介绍石狮子的来历。游客擦肩而过，没人想到，眼前这位讲解员当年曾端坐九龙金座。
夕阳斜照，宫砖愈发殷红。人群中，不再有人称他“皇上”；导览器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可他并未失落，反而认真扶着李淑贤拾级而下。风吹起落叶，沙沙作响，仿佛一段尘封往事轻轻合拢，天地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