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连续三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七八年被免职回家务农，他有一个终身无法释怀的遗憾
1952年10月的一个深夜，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的土坯屋里，豆油灯摇摇晃晃，23户贫农围坐炕沿。寒风灌进门缝，火塘里只剩星星点点的红碳。沉默片刻后，有人小声嘟囔：“再这么单干下去，明年还得喝糠咽菜。”王国藩拍了拍桌沿：“合伙干，成不成？”这一声，给了在场所有人最后的勇气。
事情要从更早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法》迅速推到乡村最末梢，地主土地分给了雇农贫农，西铺村每家终于有了自留田。可喜过三天，难题就摆在眼前：耕牛少，铁犁缺，碰上冰雹或涝灾，一户两三亩薄地根本扛不住。那几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是类似境况——房顶漏雨，屋里漏风，大家虽有地，却缺抵御风险的底气。互助合作的探索因此在各地悄然萌芽。
西铺村的底子更薄。有人家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饿肚子的日子说来就来，救济粮、寒衣票几乎成了冬天固定节目。就在这种光景下，王国藩被推举当主任，他盘点家底：230亩薄地，一头驴的四分之三使用权，说好听点叫“三条驴腿”。社员们苦笑，外村人干脆送了个绰号——“穷棒子社”。

寒冬没耽误干活。庄稼收拾完，王国藩领着大伙进山砍柴。山道上的雪咯吱作响，手脚被冻得通红，可柴火一捆捆挑下山，就能换来铁锹、耧犁，还有那点宝贵的谷种。过去冬闲三个月，如今人人满山跑，连十岁娃娃也抱着小捆劈柴。有人悄悄算过账：这样折腾一冬，能多添十来头牲口，一下子就把第二年春耕的劲头顶了起来。不得不说，组织起来的力量让人刮目相看。
种地的方法也变了。过去一家一亩地各顾各，打坝修渠想都不敢想。1953年春天，王国藩把社员分成劳力强度不同的三班：犁耕组、点种组、田间管理组。年纪大的看护牲口，青壮年背着干粮上山刨地，妇女儿童在田埂拔草、拾粪。那时没有华丽口号，老乡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多出一石粮，少挨一顿饿。”结果就是当年秋后算账，社里亩产比单干户高出两三倍，粮仓第一次装得满满当当。

这种“土法试验田”很快引起了县里注意，省里随即派工作组来调研。1953年春节前后，一支中央调查团悄然入住西铺村。半夜里，王国藩领着他们挨家走访，冻得鼻尖通红。调研报告上去了，很快传到北京。毛泽东看后批示：“穷棒子社是共和国形象。”这句话像一剂强心针，让山沟沟里的贫农第一次感觉自己和中央如此之近。
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全面铺开，1956年初级社逐步升级为高级社。西铺村已经添了两台簸箕形的土制脱粒机，社员再不用用脚踩麦穗。王国藩忙得脚不沾地，他常说：“咱就是庄稼汉，能多打粮才算硬道理。”1957年2月，他以劳动模范身份进京见到毛主席。老主席握住他的手，连声说：“你们干得好，给全国做了个样子！”王国藩返乡时，兜里只有一封表扬信，却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

1966年4月29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再次来到西铺村。午饭安排八分熟的小米饭、青椒土豆丝、一碗鸡蛋汤，总理坚持“和社员一个标准”。席间，他招呼几位农民一起落座，边吃边聊：“合作社还有什么新打算？”朴素的饭菜和坦诚的交流，让村里人传了一辈子。
此后数年，王国藩连任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身份变了，生活却没多少区别。北京给他安排宿舍，他固执地把老伴孩子留在西铺，自己睡在铺板床。有人劝他搬，王国藩摆手：“屋顶不漏雨就行，干部不是来享福的。”每逢假期，他仍回村锄草翻土，腋下夹着镢头，脚蹬补丁鞋，跟从前别无二致。
1978年春，组织上决定调整干部岗位，王国藩被免去职务。文件念完，他只说了一句“听安排”，便拎起旧行李卷回到了西铺村。那是一个多雨的年份，地头泥泞，他照旧蹲在田埂点烟，看社里年轻人驾驶崭新的手扶拖拉机。他的眼神平静，像看一场属于后来人的演出。

日子一晃又过去十七年。1995年，村里给他翻修老屋，砖瓦房四间，他仍只住东厢。有人不解，他笑笑：“住多大屋子，吃多少饭？”此后，他很少再提北京往事。有时候邻居逗趣问起，他拍拍裤腿上的尘土：“那段事儿，书里都有，咱干活要紧。”
2005年7月30日，王国藩在村卫生室安静地合上眼，享年86岁。院子外，老社员们自动排成两行送别，很多人仍习惯称他“王主任”。他们记得半个世纪前那盏油灯下的承诺，也记得“三条驴腿”带来的第一车麦穗。西铺村的土地几经分合，机械声早已代替当年的驴蹄声，但当年留下的合作习惯、共担风险的理念却不曾断线。人们说，那盏油灯虽然早就熄灭，可它点亮的路，一直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