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获悉香山有官员私建别墅，非常愤怒地表示这是要拆我们的台吗，要把人拉出去枪毙！
1932年5月9日清晨，瑞金城外的青石岗传来三声短促枪响，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当场倒下。这不是普通处决，而是一支刚刚诞生的新生政权向内部贪腐打出的第一枪，枪口对准的正是自己人。有人窃窃私语：“连村主席都保不住？”回声里，毛泽东在叶坪的批语只留下八个字——“贪污害民，绝不轻饶”。
当时的赣南苏区百废待兴，没钱没粮，却偏有胆大包天的干部伸手。谢步升靠没收物资富了腰包，还伪造通行证，私卖缴获药品；更恶劣的是，激战归来的伤兵还在简易棚里呻吟，他却忙着数银元。群众气愤难平，控告信塞满木箱。裁判部审结不到一周，即行枪决。那天瑞金街头人声鼎沸，许多老百姓抹着泪说：“值！”枪声震慑了心怀侥幸的干部，苏区随后增设公开控告栏，任何人都能投信举报，这一做法后来写进中央政府训令。

枪声余震还未散去，一年后又有工程股长左祥云落网。他把桥梁款项平分给亲戚朋友，豆腐渣工程被洪水一冲就垮。查案过程中，某县苏维埃干部竟暗中放人，试图息事宁人。毛泽东批示：无论职务高低，“一查到底”。左祥云被追回瑞金，当众宣判，同案官员或撤职或入狱。两起案件奠定了苏区纪律的基调——制度靠铁腕立起，舆论靠群众托底。

进入延安时期，环境更艰苦。1940年秋，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负伤的老红军肖玉璧，亲手递上一碗稀牛奶。次年春，边区物资被封锁到只能用野菜充饥，边区政府紧急起草《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把“数十元以上”列为重罪。偏偏就在这时，已转任清涧县税务分局长的肖玉璧动了歪念，他勾结商贩倒卖棉花、皮革，把公款变成银圆三千余元。案情曝光后，延安城议论纷纷。有人劝他说情，他却摔杯子，“我打了多少仗，区区三千块就要我的命？”审讯记录就写了一句原话，其他都是证据。1941年冬，边区法院判处死刑。毛泽东明确回复林伯渠：“照律执行”。12月的延河边，枪声再次回荡，士兵们沉默地扛枪离去，法治与情面分出高下。
1949年10月，北平城头红旗招展，胜利的喜悦几乎淹没了警惕。三个月后，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1950年3月1日深夜，他风尘仆仆回到中南海。第二天午后，警卫李银桥带妻子韩桂馨前来问安。闲话间，韩桂馨随口提到：“香山有人盖了座二层小楼，可气派！”李银桥暗暗拽衣角，她没察觉。毛泽东先是笑，烟还没抽完，脸色就沉了。话题就此打住。

当天下午，菊香书屋聚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空气凝滞，没人敢先开口。毛泽东抬眼扫了一圈，低声发问：“是哪个部门批的料？”一句话扔下，屋里几乎能听见心跳。聂荣臻汇报完，毛泽东用手指点桌面：“贪图享受的味道出来了。”短暂停顿后，他把烟头按灭，“立即查！”涉事人员很快被逮捕，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并遣送劳动改造。香山别墅最终被收归公产，内部改作职工宿舍。
紧接着，更大的风暴在华北酝酿。1951年秋，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群众来信揭发。两人曾是“百团大战”的突击队员，立过功，论资格都是真刀真枪的老革命。可是，他们贪污救济粮二百余万斤，挪用公款折合旧币一百七十一亿元，甚至进京买了两辆小轿车，配司机穿呢子大衣招摇过市。审讯时，刘青山一口气抽完三支烟，仍嘴硬：“我们也是为了革命筹款。”调查报告摆到中南海，毛泽东批注：“大树已烂，从根锯掉。”1952年2月10日，保定公审，十余万群众围观，两名功臣在冷风中被押赴刑场，枪声再次划破长空。

回头看，苏区的第一枪、延安的铁判、香山的震怒、华北的秋风，串起同一条脉络：权力一旦与私欲缠绕，就必须以铁纪斩断。新政权不是靠美酒佳肴站稳脚跟，而是靠制度与自净能力赢得民心。建国初期，是胜利，也是考验，稍有松懈，前车之鉴便在耳畔轰鸣。对照那些从简朴到腐化再到法网的轨迹，不难明白一句老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最早不是警句，而是一次次真枪实弹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