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我党派人找到杨森，提了四个条件，杨森说：“第一条我保证做到，但后面三条，我一条也办不到！”
 
 
1949年11月底，重庆城外的炮声越来越近。
 
 
朝天门码头附近一栋银行大楼前些天夜里突然起火，火势顺着江风蔓延，掀翻了码头边数千户棚户区，哭声喊声混成一片。
 
 
街市上，杨森签发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贴满了墙，十六个“杀”字配上血红惊叹号，震得人心里发慌。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嘉陵江畔上清寺特园里，等待答复的地下党联络人苏云，心里七上八下。
 
 
他们刚刚通过民主人士鲜英，把地下党的四项条件转给了杨森。
 
 
但谁也不清楚，国民党这座危城的“末代市长”究竟会作何选择。
 
 
杨森早年在军阀混战中以重庆为大本营，还提出过“建设新四川”的口号。
 
 
1947年他被调任重庆市长，两年后兼任卫戍总司令，成了名义上能影响这座山城存亡的关键人物。
 
 
然而此时蒋介石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把重庆炸成废墟。
 
 
1949年11月下旬，在山洞林园里，蒋介石焦躁地来回踱步，他把杨森叫来，想让他担任破厂的总指挥。
 
 
老蒋的心思不难猜：一旦撤退，就把炸毁城市的黑锅扣到本地人头上，让杨森当替罪羊。
 
 
杨森嘴上应付，可心里翻江倒海。
 
 
回去的路上他在车里忍不住对随行秘书葛覃发牢骚，抱怨蒋介石自己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却要他来背先人骂名，说这简直是要把杨家的脸丢光。
 
 
他虽说是个反复无常的老牌军阀，但炸掉自己的地盘，这份罪孽他实在不愿背。
 
 
杨森的犹豫不决迅速传递到了川东特委，地下党组织仔细评估后，觉得此人尚存争取余地，决定立即开展工作。
 
 
他们找到了刚申请入党的鲜继坚，让他利用父亲鲜英这层特殊关系，去拉拢杨森。
 
 
鲜英跟杨森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睡上下铺，交情不浅。
 
 
尽管后来两人因军阀混战闹过矛盾，但到了1947年杨森调任重庆后，靠中间人调解，两人又恢复了交往。
 
 
更让地下党觉得有把握的是，私底下鲜英的五公子鲜恒，正跟杨森宠爱的七小姐杨北宜谈着恋爱。
 
 
这种微妙的关系，让鲜英顺理成章地成了牵线搭桥的最佳人选。
 
 
鲜英立即叫来儿子鲜恒，让他利用未来的女婿身份，前往杨森的住处渝舍传达口信。
 
 
血气方刚的鲜恒顾不上杨森刚出台的“一十六条”，带着地下党交代的四项任务就硬着头皮登门了。
 
 
鲜恒到了杨森面前，转述的四个条件清清楚楚。
 
 
第一，杨森的第20军撤离时不能破坏市区建筑，尤其大溪沟发电厂要完好无损。
 
 
第二，要尽力营救中美合作所里关押的革命志士。
 
 
第三，不要去台湾，率部起义接受改编。
 
 
第四，如有可能，活捉蒋介石。
 
 
杨森听了并没发火，也不用叫人查证，他心里那个算盘打得飞快。
 
 
过了没多久，他开口了。“第一条我保证做到，”他话说得很利落，后头就不行了。“后面三条，我一条也办不到！”
 
 
他掰着手指头告诉传话的鲜恒：歌乐山那边是军统的天下，他在中美合作所根本插不进手，营救政治犯他管不了；让他率第20军起义的话，他觉得自己一直跟共产党作对，就算带了队伍起义人家也未必信得过他。
 
 
至于活捉蒋介石，他更是连连摆手，说自己在重庆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连保护老蒋的内二警都未必打得过，让他去抓蒋简直是要他的命。
 
 
杨森表示只能做到护厂，其他的条件他无能为力。
 
 
尽管杨森只同意了一条，但也正是这一条，避免了重庆工厂在战火中化为废墟。
 
 
虽然破厂指挥部副总指挥廖宗泽等特务仍在疯狂执行破坏任务，但由于杨森在工人护厂队和上层活动的共同作用下消极应付，重庆的兵工厂、发电站等要害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大军进城时，这座山城没有变成想象中的瓦砾场，工厂的烟囱虽然停了火，但架子还在。
 
 
黎明前，杨森悄悄跑了，虽然策反杨森的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但杨森最终兑现了他的承诺，一个月后，杨森次子杨汉烈率领第 20 军在四川金堂宣布起义，为西南解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