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亲切接见舒同，交谈间鼓励他认识并改正问题，这其中有怎样的深意？
1936年初冬，延安清凉的晨雾缭绕在枣园窑洞间，二十出头的舒同抱着纸墨，蹲在土墙前练字。他刚写完“抗日军政大学”七个大字，毛泽东凑近端详，俯身拍拍他肩膀：“笔下有劲，有前途。”一句鼓励让青年书生的目光瞬间亮起，自此“革命加书法”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当年根据地缺纸，他便把缴获的日军宣传单翻面写标语，骑在马背上举着粗笔泼墨，边走边写。硝烟未散，羊肠小道尽是鲜红大字；战士呼号，墙头口号随风猎猎。有人记得那次漳州大捷后，毛泽东拾起一枚弹壳，对身旁的舒同微笑：“战地黄花，也能写诗。”一句闲谈，拉近了领袖与宣传员的距离。此后不管行军到哪儿，只要路边出现端正有力的标语，大家几乎不用猜就知道出自谁手。
抗战全面爆发，延安创办抗大。校务紧，时间更紧，唯有校牌和校训还空白。毛泽东又想起了那位“党内一支笔”。舒同挥毫疾书，黑底白字，遒劲沉稳。校旗升起，学员们昂首注视，枪托敲击地面发出轰鸣。书法，这一古老的艺术，就这样在烽火岁月里成了号角。

1943年，舒同奉命东渡黄河，奔赴山东解放区协助罗荣桓。临行前，毛泽东叮嘱：“到了那边，多看多听多学，字好，人更要好。”这句看似平常的话，他记了一辈子。几年摸爬滚打，部队宣传和地方统战都离不开他的纸墨。群众说，那些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红条幅，比任何口号都管用。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46岁的舒同被任命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进省城的第一晚，自己提着铺盖卷住进机关大院旧平房。晚饭只有米饭、豆腐、青菜汤，孩子咬着筷子问能否添点肉，被他一句“不许搞特殊”噎回去。工作人员见他日夜忙碌，悄悄往菜里剁点瘦肉，结果被发现后挨了一顿严厉批评。省里干部常感慨：这位书记用起公车都心疼油。

遗憾的是，个人朴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科学决策。“大跃进”“放卫星”的热潮席卷全国，山东的亩产数据一再冲高，部分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虚报产量，公社食堂超量供给。不少问题积累下来，粮食短缺迅速显现，乡间困难陡增。舒同多次下乡，蹲在地头查实情，却终究没能及时刹车。1960年10月，中央决定撤销他的一把手职务。
消息传来，他病倒在办公室。组织把他送到北京治疗。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见到了精神憔悴的老部下。两人握手良久，主席目光温和：“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短短一句，没有苛责，却意味深长。舒同喉头发紧，只回了三个字：“记住了。”

会后，他被安排到济南千佛山休养。高低起伏的山道成了他练字的新“宣纸”，树干、石壁、沙地，都留下粗放却中正的笔划。据说那段时间，他重新翻阅颜真卿、柳公权，也琢磨清代隶书，中锋运笔加上行草的连贯，慢慢凝成后来称为“舒体”的新面貌。有人评价，这种字体介于行与楷之间，含蓄中见豪放，像极了写字人在枪林弹雨中保留的那口热血。
同年冬，他被调往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宣传。职务不若当年显赫，他却甘之如饴，常对身边同志说：“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写字也算工作。”那几年，他主持整理秦腔曲谱，推进宝鸡青铜器陈列，笔下的题字遍布关中。
风雨再次袭来是在1967年。造反声浪席卷西安，有人质疑旧账，准备揪他“炮轰”。僵持间，老书记捧出一张泛黄纸条，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几行字：“舒同同志没有问题。”短短八字，帮他度过险关。反对者愣了片刻，只得作罢。

此后，他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书案。每日清晨五点起身，磨墨、展纸、落笔，仿佛又回到当年延安窑洞。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纸上的墨香却还延续那个年代的锋芒与质朴。到1970年代末，他的作品已在军队、学校、厂矿随处可见，人们见到那股方劲又带俯仰的笔意，总能联想到一个倔强执拗、却始终忠诚的老革命。
有人总结他的道路：先以笔锋振军心，再以汗水治一方。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而那句“改了就好”，在许多同辈干部心里，像一盏灯，照着后来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