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顾玉平刚参加军事演习时，韦杰临时下达命令，周总理为何要特别请他去？
1983年初夏，瑞金东门外的旧木屋里，一块已经走得不太准的上海牌手表忽然停了秒针。老主人顾玉平把它取下，轻轻擦拭，表底盖上“1960·邓颖超”五个细小刻字依稀可见。这枚普通钢表，记录的并非时辰，而是他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跨越几十年的情谊。
长征前夜，顾玉平不过二十一岁，新兵，江西人，识几个大字，却因踏实稳重被挑进中央机关队伍。1934年11月，湘江一渡，部队减员惨重，周恩来身边急缺警卫。就这样，年轻战士突然成了中央副主席的贴身护卫，任务是“保证首长安全，顺带管口热水”。条件恶劣到极点，许多时候护卫与首长同吃二两炒米，同裹一床湿被，差别只在于谁先背枪谁后打盹。

最凶险的一幕出现在湖南西南的“老虎洞”山口。夜行军，周恩来困乏打盹，马失前蹄，人连兽翻下斜坡。顾玉平追下去，只见首长挂在灌木间，脚腕扭得老肿。毛泽东赶来劝请抬担架，周恩来摇头，咧嘴一笑：“走山路能让人打起精神。”他反过来安慰守卫的年轻人。那一夜，顾玉平明白了什么叫责任——首长可以跌下马，警卫不可以跌链条。
1935年春，康克清找到顾玉平，直截了当：“小顾，今晚开始去照顾邓大姐，她身体吃不消。”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段人生。第一次走进担架旁，他紧张得立正不敢抬头。邓颖超示意他坐下，自己用仅剩的高粱面支起火头，摊了几张焦黄小饼递来，轻声说：“别愣着，先垫肚子。”这份随和一下拉近距离。
缺粮与高寒交替折磨队伍。翻过岷山垭口时，顾玉平肠胃炎复发，脱队跌坐在雪坡。邓颖超让担架停下，亲自掏出仅剩的一支奎宁，催军医打针。顾玉平事后直言：“要不是邓大姐，我就死在半道。”在那条血与雪铺就的路上，身份壁垒被生死磨平，人与人靠互相搀扶才熬到落脚点。

长征结束，顾玉平主动写申请，离开机关奔前线。抗战、解放战争，他改当排长、连长，再到团政委。战后部队调防，他和首长之间竟断了书信——那个年代，山河动荡，邮路常断，消息难传。于是，这段友情像深埋土壤的种子，静待重见天日。
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场人声鼎沸，忽听身后呼唤：“顾玉平？”他回头，只见邓颖超快步走来，先是一愣，随即感慨：“你竟然还活着！”两人相握，久久无言。会议间隙，邓颖超塞给他一只钢笔、一百元津贴，还嘱咐：“回去给家里人照张全家福寄我。”顾玉平离京前没戴表，几天后，一位秘书追来火车站，递上那只上海牌。自此，手表走一圈，便是首长的牵挂。

两年后，成都凤凰山机场军事演习，周恩来结束外事返国，经停视察。值勤军官韦杰跑来喊他：“总理点名见你。”临时会客室里，周恩来望着旧部，问了句：“你今年多大了？”得知已四十八岁，总理扬眉，淡淡一笑，随即关切询问子女就学与住房。短短十分钟，却让顾玉平回营路上一步三回头，仿佛又走在青石羊肠。
1969年，北京某接见活动，顾玉平在人海中再次遇到邓颖超。她照旧记得他的姓名，甚至能叫出他长子的乳名。不得不说，这记忆力背后，是把同志当亲人的心。

离休后，顾玉平谢绝了城市安置，回到赣南。白天，他跑学校、进部队，一年做几十场报告，讲自己听过的命令、走过的雪山、扛过的担架；夜里，他伏案写回忆，把当年烟熏火燎的细节掰碎了记。《邓大姐扶我过雪山》《周恩来长征二三事》相继印成小册，十几万字，分发给学生。1996年重走长征路活动来到瑞金，他蹒跚着领队过河，指着对岸山脊说，那年就是从那里翻过来的。年轻人惊叹，他却摆手：“那时候比你们还瘦。”
2005年3月12日，94岁的顾玉平在家中安静离世。桌上摊开的手稿只写到“雪到膝盖，夜里脚底下吱吱响”，钢笔还带着墨香。旁边那只老表停在12点05分，似乎提醒后人：有些时刻，不会随指针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