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被枪决后，其弟弟前去收尸坦言主席决定没错，这一切他终于明白了！
1951年10月的一个深秋夜，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把房门反锁，伏在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写下一封揭发信。末了，他狠狠一咬手指，在信纸上按下血手印。“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干下去了。”他低声自语，随即披衣出门，将信交到河北省公安厅值班室。第二天，华北局安全口就把这封带血的检举信送上了北京。
消息像寒风般划破夜色。被点名的，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分管财政经济的张子善。两人名字多年里与“英勇”“功臣”相连——1931年，17岁的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举枪起事；解放战争时，他指挥部队连夜奔袭，从日伪手中夺回安国县城，逼得敌伪以一千五百块大洋悬赏他的脑袋。张子善则在冀中平原办报、筹款、修机场，枪林弹雨里把队伍拉扯大。许多人至今记得他们当年在马背上留下的风烟。

然而，硝烟散去，城市灯火点亮了另一条道路。1949年，天津解放，两人几乎同时进城。那时的天津，百废待兴，却也是商埠旧脉尚存，洋行、仓库、跑马场到处透着殖民余韵。有人感慨“和平比战场更难打”，这话一点不假。短短两年，刘张二人摇身成了要风得风的权贵：把沦陷时期的洋楼据为“刘公馆”，动用三亿多旧币从香港购入两辆雪佛兰，司机日日打蜡擦车。为修机场而拨来的专款，被改道进了私人腰包；赈灾粮堆在库房里霉变，他们却照扣民工饭钱。钢材、木材、白面、布匹，都能在他们手里变成钞票。有意思的是，刘青山竟学会了吸食海洛因，还对身边人嚷嚷：“老子自小拼命，如今该享福！”在一次酒局上，他更口出狂言：“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具体化。”

截至1951年秋，两人利用职权侵占、倒卖、骗贷，合计吞掉了折合新币一百七十余万元。换算成当时的部队军饷，可养活十几个师一年。群众怨声四起，河北省委内部也开始炸锅，但求情电话如雪片飞向北京。薄一波把处分材料送呈中南海，毛泽东看后，只写了三个字：“不批准。”随后加了一行批语：必须按党纪国法办事，才能救人救党。
紧接着，全国“三反”运动在11月全面铺开，天津更是被列为重点。1951年11月29日，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会场气氛异常凝重。会议进行到一半，公安人员突然进场，当场宣布对张子善实施逮捕，代表席一片哗然。12月2日，刚从东欧访问归来的刘青山踏进自家洋楼，还未来得及脱大衣，就被宣读逮捕证。他抬头看到落款“毛泽东”三个字，苦笑着对警卫说：“好吧，拿我做个样本吧。告诉恒山来把我收了。”话音轻，却没有人敢接。

案件依规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复核。1952年2月9日深夜，华北局特派员带着终审死刑令抵达保定。次日上午，保定体育场公审，现场人山人海，据统计有两万多人围观。宣判书念完，两人高呼“打倒贪污分子！”走向东关大校场。三声短促枪响后，37岁的刘青山、38岁的张子善倒在冬日的冷风里。有人说，那一刻，台下不少干部面色铁青——再想起揣在兜里的“关系条子”，只剩后怕。
处决之后，中央很快下达善后四项措施：留全尸，公家购买棺木，家属不按反革命株连，子女由国家抚养。刘恒山赶到刑场，在一人多深的土坑里刨出兄长遗体，抱头痛哭。棺木运回安国老家，简单下葬，他才抹泪回天津，开始替兄长抚养三个侄子。1954年，嫂子范勇再嫁，生活费一度停发；中央很快核准恢复，1962年又按新标准增加补助。长子1970年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1年，省纪委补发以往欠款，几张褪色的粮票夹在材料里，道尽那段岁月的不易。

有人问过刘恒山是否怨恨当年的枪声，他摆手：“那是自作自受。毛主席处理得对，不杀他们，还会拖下去。”简短一句，让旁人无言。与此同时，《惩治贪污条例》在1952年4月正式颁布，全国多地的“蚁贪”“虎贪”纷纷落网。刘张案成为悬在头顶的警钟，提醒后人：战场上的勋章不等于永远的护身符，权力一旦脱缰，最先受伤的，总是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