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慈禧70岁大寿，章太炎登报对其破口大骂。慈禧太后勃然大怒，派人抓章太炎。不久，派去的人回禀：“老佛爷，我们抓不到章太炎！”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章太炎正被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狱里，慈禧太后的官差根本无法进入租界抓人。章太炎之所以入狱，是因为在1903年的《苏报》上发表了名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其中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

审讯章太炎时，章太炎不仅没有畏缩，反而从训诂学角度解释“小丑”在古汉语中是“小孩子”的意思，说自己只是称呼皇帝为小孩子。

这种博学又狡黠的辩护让法官哑口无言。章太炎这种硬骨头性格，追溯到章太炎的青年时代就能找到端倪。

1890年，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在临终前，要求章太炎前往杭州诂经精舍求学。章太炎来到精舍后，当时的经学大师俞樾并没有立刻接纳章太炎。

俞樾为了考验章太炎，出了两道偏僻的题目，询问章太炎关于《礼记》中周官的人数以及《孝经》里“先王”的具体指代。章太炎站在精舍门口，引经据典，对答如流，让俞樾非常惊喜。

随后，章太炎在俞樾门下闭关苦读了七年，钻研文字声韵之学，写出了《膏兰室札记》。然而到了1901年，章太炎因为主张排满革命，引发了保守的俞樾强烈不满。

当章太炎去苏州探望俞樾时，俞樾当众痛骂章太炎是不忠不孝、非人类的叛徒。章太炎性格倔强，回去后便写下一篇《谢本师》，公开宣布与恩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

在与俞樾决裂之前的1898年，戊戌变法不幸失败。章太炎因为曾参与维新活动遭到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台湾。章太炎在台北万华一带居住，进入了《台湾日日新报》担任汉文栏目的编辑。

在台湾的这段日子里，章太炎并没有停止战斗，章太炎发表了《正疆论》等四十多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评论历史，实际上是在宣扬汉民族意识。章太炎在文章中极力推崇郑成功，贬低投降清朝的洪承畴。这段流亡经历让章太炎的思想从变法改良彻底转向了民族革命。

章太炎甚至认为，如果要推翻清朝，宁可寻求日本的帮助。这些激烈的文字在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中名声大燥。

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孙中山亲自派人迎接章太炎，章太炎随后加入了同盟会，并主持《民报》的编务。

在东京，章太炎利用《民报》作为阵地，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了关于“革命还是立宪”的巅峰论战。章太炎的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将梁启超的理论驳斥得体无完肤。

正当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时，同盟会内部却因为金费问题产生了巨大裂痕。1907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开，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七千元巨款。

孙中山只给《民报》社留下了两千元，剩下的钱全部带走作为军事开支。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愤怒，认为孙中山此举私心太重。

章太炎性格冲动，竟然把《民报》社墙壁上的孙中山照片扯了下来，并寄给香港的同盟会分会，要求撤换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1910年，章太炎索性联合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章太炎担任会长。这次分裂对同盟会的打击极大，但也展现了章太炎在金钱和原则问题上的偏执与洁癖。

章太炎始终认为，革命是为了文化与民族，而非个人的权势。

章太炎的一生，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章太炎既是能写出《国故论衡》这种深奥著作的朴学大师，又是敢于闯进袁世凯总统府大骂“袁贼”的狂徒。

章太炎晚年一直担心汉字文化被激进的年轻人废除，章太炎认为汉字是民族的魂魄。

1936年，日本侵华的阴云笼罩华北，章太炎在病榻上感叹中国文化或许要灭亡，这种忧虑其实贯穿了章太炎的整个人生。

章太炎死后，因为局势混乱，章太炎的灵柩在苏州停放了很久都无法安葬。章太炎一生都在用那支锋利的笔和那副不弯的骨头去撞击那个时代的沉闷。

历史会记住这个在法庭上自辩、在台湾写社论、在东京闹分裂的“疯子”，因为章太炎的狂傲背后，藏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苦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