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民党员丁窈窕押赴刑场时，给她拍下了这张照片，她不是战斗英雄，被捕只因朋友感情纠葛遭诬告，可她在台湾赴死后，名字为何被镌刻在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石碑上了呢？
那会儿是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正处在所谓的“白色恐怖”巅峰期。蒋介石刚退守岛上，草木皆兵，为了抓所谓的“匪谍”，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极其严苛的条例。最缺德的一条就是：告密有奖，而且奖金高得离谱。按照当时的规定，举报一个特务，如果查实了，举报人能分到被举报者家产的30%，最高奖金能达到30万银元，后来甚至涨到了300万新台币。在那个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笔钱足以让人出卖灵魂。
王溪清就利用这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写了封匿名信寄到保安司令部，诬告丁窈窕是“匪谍”。你看，恶魔往往就藏在这些平凡的恶意里。他未必真的觉得丁窈窕是共产党，他只是想让她死，或者想让她消失。
这封信寄出去后，原本还没那么快发酵，关键时刻出了个“猪队友”。丁窈窕的同事吴丽水看到了这封信，他知道丁窈窕是冤枉的，也知道被抓进去的后果，就私自把信截下来烧了。这本是仗义之举，可吴丽水后来因为别的案子被抓，在特务的严刑拷打下，为了保命，他把烧信这事给招了。这下可好，特务们正愁没业绩呢，一听还有“案中案”，立马顺藤摸瓜，把丁窈窕和施水环全抓了。
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台南市委会邮电支部案”。其实这就是个典型的冤假错案。后来的史料证明，国民党当时为了凑数、领赏，硬生生把一个邮局里的小型读书会或者互助小组，说成是受共产党指使的秘密组织。
丁窈窕被抓的时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她被关进了台北青岛东路的看守所，那里简直是人间地狱。最让人心碎的是，她在监狱里生下了女儿。这个小姑娘从出生那天起，看到的就是高墙铁窗，听到的就是脚镣拖在地板上的刺耳声。
那时候的监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女犯可以带着幼子服刑。于是，丁窈窕一边在监狱的工厂里缝补军服，一边拉扯孩子。那时候的她，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英雄，她唯一的念头就是熬到出狱，带着女儿回家。
可是，1956年7月24日那天，审判书下来了。
狱卒走到牢房门口，喊丁窈窕的名字，说有“特别接见”。丁窈窕还以为是家里人来看她了，高高兴兴地抱着三岁的女儿走出牢房。结果一到大厅，等待她的是两名全副武装的宪兵。
接下来的一幕，成了当时在场所有幸存者一辈子的梦魇。宪兵要带走丁窈窕，三岁的女儿死死搂住妈妈的脖子，扯着嗓子哭喊：“我妈妈不是坏人，你们不要枪毙她！”孩子不懂什么是政治，她只知道这些人要抢走她的妈妈。
狱卒为了分开母女俩，硬是生生地把孩子的小手掰开，据说当时还扯掉了孩子的一撮头发。丁窈窕没有求饶，她最后看了一眼哭得快断气的女儿，挺直了腰杆，走向了刑场。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一刻拍下的。她的眼神里没有疯狂，只有一种近乎死寂的从容。
枪响之后，丁窈窕和施水环一同倒在了马场町的荒草地上。
那么，回到咱们开头那个问题：她既然是因为私人恩怨被诬告，为什么能进北京的无名英雄广场？
这里面有两层深刻的逻辑。
第一，历史的重新甄别。2013年北京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前，有关部门进行了极其严密的档案审核。虽然丁窈窕被捕的导火索是王溪清的诬告，但在后来的档案挖掘中发现，丁窈窕在邮局工作期间，确实曾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过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学习小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她即便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破坏行动，但她对进步力量的同情和在酷刑下的坚贞不屈，足以让她被列入英雄的行列。换句话说，她是那个时代里，无数默默支持革命、最后被反动派残酷杀害的“无名者”代表。
第二，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整体铭记。无名英雄广场纪念的不只是名单上的846个人，更是那段被血浸透的岁月。丁窈窕的死，是白色恐怖荒唐性的极致体现。国民党当年杀丁窈窕，是为了恐吓民众，但他们没意识到，杀戮一个无辜的母亲，本身就是在挖掘自己政权的坟墓。北京刻下她的名字，是为了告诉后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理想，或者仅仅为了守住一个普通人的良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丁窈窕牺牲后，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戳心。她生前有个暗恋她的同学叫郭振纯，也是个进步青年。郭振纯在丁窈窕死后，一直没忘掉她。1975年郭振纯出狱后，他想方设法找到了丁窈窕生前留下的一撮头发。那是她在监狱里剪下来，托人带给家人的唯一遗物。
郭振纯把这撮头发带回了丁窈窕的母校——台南女中，埋在了操场旁的一棵金龟树下。他觉得，这姑娘最美的时光都在这儿，她该回来看看。
几十年过去了，那棵金龟树长得郁郁葱葱。2015年的时候，台南刮大台风，把这棵树吹倒了。校方在清理现场时，很多老校友跑出来阻拦，大家讲述了“丁窈窕树”的故事，人们这才惊觉，原来在校园的角落里，还埋着这样一段凄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