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开国中将重返故乡探望母亲，母亲疑惑表示：我已为你祭拜十七年，你真的还健在吗？
1952年深秋，华北气候已经透出寒意，徐深吉从保健院的病房走到院子里，咳了一声，对身边警卫说：“这一次，我得自己回去。”派出去寻找母亲的几拨人都空手而归，他心里没底，却不愿再等。身体刚刚恢复，肺里依旧时有疼痛，可再拖，恐怕老人真要认定“花奎”永远留在古峰岭了。
火车一路向南，沿线田野泛黄。车窗外的宁静与脑海里的喊杀声形成强烈反差。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还是二十出头的穷小子，乡亲们把竹竿当枪杆，跟着队伍冲进新县城。三年后，他穿上红军灰布军装，奔走于鄂豫皖几条山脉之间。山路崎岖，枪炮声、口令声、哭喊声交织，他从勤务兵升到连长、营长，再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干到了副团长。那几年，他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突围，只记得有一回，从高坡滚下来，满身是血还抱着机枪往前爬，后来醒来才知道是战友把他拖出火线。

1932年夏天，队伍急行军经过家乡。团长看他脸色苍白，拍拍肩膀：“半天时间，去见见你娘。”那天中午，他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屋里空荡，尘土飞起，父亲留下的木桌裂开了缝。他喊：“爹！娘！”没人答应。正疑惑，院子外传来拐杖敲地的闷声，母亲佝偻着身子，布衫沾满灰，远远地盯着他，抖着手摸上他的脸，“花奎？真是你？”他扑通跪在地上，头抵在母亲腿间，不敢抬头。母亲领他进里屋，昏暗的油灯下，两块木牌立在供桌：一牌刻着父亲姓名，一牌刻着大哥。他愣了好久，听见母亲哽咽，“去年保安团端了咱家，俩人都没了。”她擦干泪，又拉着他坐下，要熬碗红薯稀饭。他看了看窗外的夕阳，部队就要集合，只拿了几张地锅饼塞进怀里。临别时，母亲含泪拍打他后背，“你要活着，娘就你一个了。”他咬破嘴唇，没敢回头，快步追上部队。
随后是更加残酷的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古峰岭一役，他胸口中弹，被临时抬下山，昏迷三天。队伍匆匆南撤，后续有人在村口放出“花奎牺牲”的话。前线消息难以核实，这句流言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母亲心里。她不识字，却请邻里写下名讳，添了第三块灵位，日日点香。山村太偏，十里八乡都知她在给三个亲人烧纸，却没人劝得动。

战争带来的是连年奔波。徐深吉身中三弹，落下肺疾，1948年被送去苏北治疗，几度咳血。他听说家里音讯全无，只能在昏睡时喃喃呼喊“娘”。新中国成立后，部队里许多老同志把家人接到了城市，他眼圈发红，却被大夫按在病床上吸氧。两年疗养，身体总算过了险关，组织上安排他出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他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老家，可山里没有路名，只有“徐家湾”三个字，寻人队转了几座山，只带回一句话：“老太太说儿子已死，不信外人。”
于是有了这趟亲自回乡的行程。村口的槐树比记忆里粗了几圈。土墙院落仍旧低矮，门板却换成了柴草。屋内光线昏黄，母亲坐在炕沿上，白发垂到肩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你是谁？”徐深吉摘下军帽，喊了一声娘，却发现嗓子嘶哑。老人摸了摸他的手背，粗糙的纹路让他心里一抽，片刻后，她轻声嘟囔，“声音像，手也像，可我给你烧了这么多年纸，你怎么可能活？”他没急着解释，只牵她起来，推开那扇尘封的小屋门。烛泪已干，三块灵位依次排开，中间一块写着“孝子徐深吉”。母亲指着牌位，又看他，泪水落在枯瘦手背，“我守了你十七年，你真没走？”他俯身把木牌抱进怀里，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娘，跟我回去吧。”

村里人围在门外，小声议论。老人却转身进屋，取出包袱，里面只有一张旧棉被和半袋苞谷面。她捂住门口的风，用微弱的声音交代邻里几件琐事，便跟儿子上路。步出村口时，她突然想起什么，回头看看那棵老槐树，轻轻摸了摸眼角，“这回，你可得常写信。”徐深吉点头，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之后的日子，他在北京安排母亲住进干休所旁的小院，每天有警卫送热饭。老人常坐在院中，晒太阳，指着天空说那是黄麻的方向。她并不多话，偶尔提起丈夫和长子，会叹口气，却再没哭过。军中同僚来访，看到徐深吉端茶递水，也笑称“副参谋长如今成孝子了”。其实，能有机会补上一点孝心，于他而言已是奢侈。
革命岁月留下的遗憾，从不是个人能够消解。千千万万军人奔赴前线时，都知道家门口那一别可能就是永诀。有人倒在战场，有人幸存，却在归途中发现至亲灵位早已摆好。徐深吉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幸运的是，十七年的黑白错位，最终在新中国的清晨得到修正。母亲安然度过晚年，他也在余生里轻了些负担。岁月更迭，故乡的老屋终究坍塌，但那间点过长明灯的小房子，早已镌进了战争记忆的深处——在那里，有一个母亲，用整整十七年的等待，守住了对儿子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