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挥霍万贯家财，最终沦为车夫，依然笑对人生的原因是何？
1924年冬天，前门外大栅栏的街口围了不少人。一个光头、微胖的拉车夫掰着嗓子吆喝：“哪位爷，溜达不？”人群里窃窃私语，“听说他是王爷出身。”这句闲话像冷风，一下子把众人的好奇心勾了起来。
追溯他的身世，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12年2月12日。那天，溥仪在长春颁下退位诏书，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帝国大厦轰然坍塌，满族贵胄昔日享有的俸禄和特权瞬间作古。十二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只剩一顶虚衔，曾经荣光漫天，如今靠“优待条款”每年几万两白银度日，可北京城里物价攀升，谁都知道这杯水车薪维系不了太久。
在这十二顶王冠里，最受关注的是多罗克勤郡王一脉。初代克勤郡王拥兵有功，顺治年间封号得以世袭，从此子孙衣锦食肉、享不尽的风流快意。到了第十三代的晏森，他接手的不只是祖宗牌位，还有堆积如山的古董、田契和银票。可惜，他出名的不是持家，而是挥霍。天津跑马场的赛马，上海跑堂的舞女，再加上西山的别墅、东交民巷的洋酒——一茬茬换，钱也一把把撒。几年下来，梁栋还在，宅院的地契却躺进典当铺。老仆摇头叹气，他却自嘲：“天塌不下来的，喝完这壶再说。”

钱袋子到底有空的时候。某个初夏的午后，他蹲在琉璃厂口，手里攥着最后一张银元票子，面前摆着残缺的八宝玉钮。再卖下去，连祖宗的牌位都要抵给当铺。街边黄包车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他抬头看几眼，突然站起身把银元收进口袋，转身走向车行。经理愣了愣：“您来雇车？”“不，来当伙计。”这句话，让旁观者倒吸一口凉气，却成了他命运的分水岭。
北京的黄包车行当，活计虽苦，胜在来钱快。拉一趟顺利的活儿，几角大洋到手，比当差跑腿划算。车夫多是关内关外流浪汉，底子薄，饭碗不稳。晏森混进去，光头、圆脸、身板结实，一笑露出一口银牙，倒像个南城戏台上的头牌。起初同伴不信他的身份，夜里围着小炉子喝烧酒，他随口冒一句“哎呀，福晋别催了”，大家这才惊觉他口音里夹杂旧宫里的腔调。酒劲上头，有人问：“真是王爷？”他耸肩，“王爷也是人，饿了还得吃饼。”

拉车的日子并非温吞水。盛夏烤得人皮肤起泡，三九天又冻得车把也结冰。晏森却像打不垮的葫芦瓢，客人要赶急，他快步飞驰，口中“得嘞，您坐稳”；没客的时候，就靠在胡同口，掏出一把瓜子边嗑边哼戏腔。久而久之，围观他拉车成了京城热门事件，报馆记者把他封作“车王”。有意思的是，越是名声大，乘客却越少——迷信的老太太摇着头说：“坐王爷的车不吉利。”他听见也不恼，咧嘴一笑，“那就没人抢我的散座喽。”
尽管如此，日子还能凑合。可1932年春，一纸密信从长春飞来。信是溥仪身边侍从带来的，言辞恳切：“速赴新京，可领俸银，勿再自辱皇族体面。”那侍从在前门大街堵到正在擦汗的晏森，小声劝道：“殿下，别让末代皇上难做。”晏森愣了片刻，只回两字：“不去。”简单直接，没有犹豫。传闻溥仪震怒，先下令不许他再拉车，转念又送来几件值钱的老物件，当作体面费。

这一次，晏森收下了礼，却依旧没有北上。有人猜他怕被日本人当幌子，有人说他厌倦了旧日繁文缛节。真实缘由，无从考证。只知道那之后，他偶尔才出现在街头，更多时候躲在西城一处小院，翻旧书、遛鸟，靠变卖当年赏赐的金银弥补生计。同行偶遇，喊声“晏爷”，他仍然笑脸回应，却再没拉过长途。
放眼那个年代，多数清室遗老不是沉溺回忆，就是四散谋生。有人变卖祖坟地券，还债度日；有人替洋行站台，穿长袍却说着蹩脚英语；也有人一头扎进鸦片梦里，再没醒来。晏森的选择显得另类，却也合乎情理——当俸禄断绝、家底见底，最坚硬的不是金银，而是活命本领。旧日身份像戏服，脱下来，还得在风里走路。
史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后，北京人力车夫队伍不断缩小，晏森的名字也渐渐淡出报端。据说抗战时期，他避居后海一带，靠写字卖画糊口，再后来连同他的车号一起消失，岁月把细节抹得干干净净。档案里能查到的最后消息，是1943年前后他病倒在家，亲友凑钱买药，无奈积弱成疾，不知终年几何。

有人把这段故事当戏言，也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档案零碎，口口相传的细节难免失真，可大致脉络清晰：一位被写进清史的“永镇”铁帽子王，于帝国崩塌后，在尘土飞扬的街面上拉了一辈子车。这种落差并非传奇，而是一整个阶层的缩影。那些被打碎的顶戴花翎，那些存不住手的白银票子，都在民国的胡同深处化作了车铃丁当、骡马嘶鸣。
如果说晏森的笑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时代，也照见了人心。放下还是死守，其实没有统一答案；有人苟且，有人倔强。晏森选了在吱呀作响的车辕上寻找体面，这条路不光彩，也不卑怯，更多是一种朴素的求生本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光头车夫的脚步声，一半踩着祖宗的旧影，一半踏向陌生的尘土——就这样，他完成了从“王爷”到“车夫”的全部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