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民国史料中，寻访不同阵营、不同立场的名人与青年乃至壮年毛泽东初见的瞬间，是件极有意思的事。抛开后来的盖棺定论，回到历史的现场，有人在初见时就察觉出潜龙在渊的奇气，有人却只看到了身份地位的卑微。
这种第一印象的参差，折射的正是识人者眼光的高下。

早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可谓“人微言轻”。
他后来对斯诺回忆，当时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都不屑于听他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什么。同为北大人的张国焘，当时已是学生领袖，意气风发。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到对毛泽东第一印象，语气颇为不屑，称发现毛的一个长处就是“善设圈套”，还用了“狡辩”之类的字眼。

文化界看人，有时更看重气质。
1926年郭沫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被他“状貌如妇人好女”的长相震住了。以留日新锐诗人郭沫若的眼界，见惯了高谈阔论的革命者，面前这位如妇人般“谦抑而潜沉”的毛泽东，反而令他印象深刻。
老同盟会员鲁佛民1927年在武汉见到毛泽东，也留下一段颇具史家笔法的印象：彼时还是个“翩翩少年”，却“眉宇间有奇气，出言爽利，不似后来那般温柔蕴藉深思远虑”。这股英锐之气，是老辈人眼里能成事的关键。
梁漱溟的感受则可与古人之叹相映照。早年间，梁漱溟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首见青年毛泽东，毛只是个旁听生。1938年延安重逢，毛已成为一方领袖。梁漱溟回忆会谈的印象，以“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形容。他由衷感叹：“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这显然不仅是评价外表，更是被其超逸绝伦的气度与见识所折服。

如果说上述几位的眼光多停留在个人气质与风度，那么长期在基层、在血火中观察的人，看到的则更为深沉。
1927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23岁的邓小平在会场担任书记员。邓小平晚年很少渲染个人的“第一印象”，但这场生死攸关的会议，无疑确立了毛泽东在他心中不可撼动的政治分量，他最精炼的结论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杨昌济更是目光如炬。他第一次读完毛泽东的文章，先不动声色地说其他学生文章结构更严谨，然后话锋陡转，感叹毛的文字“越读越有一种压不住的勃勃生气，论国家兴衰，纵横驰骋间豪气冲天，立意高远而胆识过人，乃天纵奇才之征兆”。

延安时期，黄炎培带着“历史周期率”的困惑来见毛泽东，而周谷城则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同学。在延安窑洞再见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同窗，周谷城的评价极朴实也极富洞见，称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没有自己”，并强调毛的成功在于能“深彻理解人民的声音”。
三十年代就在上海通过冯雪峰读到毛泽东诗词的鲁迅，虽终生未曾谋面，却给出了最为传神的五个字评价——“山大王气概”。这个带点绿林气的断语，其实非常深刻：占山为王，不畏强权，正是动荡年代改造社会的伟力之源。

江湖之远看客多，庙堂对手的感受则更为真实直接。
蒋介石的观察带有极强的功利性。1945年重庆谈判，他看到嗜烟如命的毛泽东在自己面前八小时没抽一根烟，大惊，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从一支烟断定对方是厉害角色，不可谓不敏锐，但老蒋终其一生也未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力量根源所在。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手是阎锡山。
早在1939年，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就曾私下说：“蒋介石不足为惧，毛泽东倒是十分可怕。”
张学良晚年则坦言：“毛泽东我没见过”，但紧接着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就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

外国人的眼光或许更少先入为主。
斯诺1936年在延安初见毛泽东，第一印象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双眼炯炯有神”。他把毛看作带着泥腿子和战士气息的东方先知，这个判断很快随《西行漫记》传遍世界。
而白求恩对毛泽东的印象则带有战士般的直率。1938年他见到毛后，在日记里写：“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综合这些历史瞬间，若论眼光最精准，鲁迅以“山大王气概”一语道破这位领袖的本质——从山沟走出、不循规蹈矩、以非凡魄力改造中国——真是“一语定评”，不愧为思想巨匠。
而若论最没有眼光，王明、张国焘难分伯仲。王明长期以“理论家”自居，带着莫斯科的傲慢俯视毛泽东，认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至死不悟自己脱离中国实际才是致命问题。张国焘竟把雄才大略的显人看作是“狡辩”投机之辈，其识人之智确实零分。
蒋介石从一支烟就能看出对手不可小视，其精明可见一斑，但他也仅止于“术”的层面，到死都没明白自己输在哪里——把毛视为难对付的枭雄，却始终没看清他身上那股天下归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