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蒋介石围剿上海19路军，蔡廷锴紧急向红军求援，请彭德怀出手相助！
1926年夏，北伐军在汀泗桥打出“铁军”名号，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第十九路军。硬仗啃得动、恶仗敢上，是它留给同袍的第一印象。六年后，当上海外白渡桥炮声骤起，正是这些在北伐里摸爬滚打的川粤子弟，迎来了命运的第一次大拐弯。
他们驻防闸北，日军凌晨突袭。战火冲天，何应钦连电催促：“后撤三十里。”蔡廷锴望着滚滚浓烟，回电只有一句：“这是中国土地，撤退无理。”随后他和蒋光鼐顶着敌炮声布防，33昼夜死守。最惨烈的曹家桥，60名敢死队浑身缠炸药冲堤爆破，一线火光烧得夜空血红。上海终因寡不敌众签下停战协定，可全国民心被这群硬骨头狠狠撞击了一下。

胜利却没换来安全。1932年6月，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名义上“围剿”红军。熟悉蒋氏手笔的老兵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借刀杀人，把这把上海浴火后锋刃已钝的刀丢进山林，与红军硬碰，损耗得越多越好。不得不说，帐算得精细。
福建山高林密，红军东方军来去如风。1933年7月，彭德怀率部在泉上截住卢兴邦，三昼夜打得国民党地方武装溃不成军。紧接着姑田、连城、朋口连环作战，十九路军接防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一个整团在芹山突围失败，全军覆没，激战终夜，天亮后只剩满坡号衣。

接二连三的挫败让前线氛围骤变。官兵心里清楚：剿共并非出路，真威胁在东面，是扶桑军舰的炮口。营房里传出低声议论：“老蒋让咱去送死，他心里想着啥？”士气下坠，军官会里第一次出现“联红抗日”的说法。蔡廷锴沉吟良久，松口：“咱们自己找生路。”
9月，副官陈公培易装夜行，穿越双方阵地，在崇山密林与红军使者碰头。史料记下对话极短——“能否暂歇兵锋？”“可以”“能否共同抗倭？”“可议”。10月26日，双方草签反日反蒋协定，前沿火线沉寂，伤兵得以抬回。那几周，曾经黑白对立的两支军队，居然在山脚互换盐米药品，场景十分罕见。

11月20日拂晓，福州城头挂起新旗——“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同时通电全国，措辞直指内战之弊、日寇之祸。蒋介石旋即令五个师南下，空中掩护、海上封锁，一口气合围闽江流域。南京内阁记录里只有一句干巴巴的批示：“限期解决，不得延误。”

十九路军想过死守，也盼过外援。蔡廷锴托人再赴苏区，“若能得彭老总倾力相助，我军尚可一搏。”但当时中央红军正为长征方略激辩，无力突围至沿海。失去增援的福州守军只好靠昔日上海残余炮弹支撑。至12月底，外围要塞尽失，部队减员过半，连战马都被宰来充饥。
1934年元月初，蔡、蒋两位老搭档分乘小艇出海，辗转香港。十九路军番号随后被撤，原部队改隶中央军。据军令部备忘录统计，自淞沪抗战起至福建事变覆灭，这支部队两年多折损逾半，却始终未曾与日本正面对阵第二回。民族危机与兄弟阋墙，将一把好钢生生磨钝，这或许是那个年代最深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