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宣布撤军当天，黎笋顶住压力下达了怎样的命令？
1979年3月5日清晨，新华社一则简短电讯在边境部队间迅速流传：“任务完成，全线撤回。”当时部分野战部队营地距离河内不足五十公里，工兵仍在铺设简易道路，听到消息的官兵面面相觑，谁也没料到攻势会在这个节点戛然而止。
回溯两天前的战场局面更显反差。3月3日下午，谅山省城的旌旗已经换色，越军守备部队被迫南撤，街口随处可见被炸毁的坦克和仓促弃置的弹药箱。日本共同社记者站在焦黑的省政府大楼前估算，若向南高速突进，一天左右便可逼近河内城郊。这番评论随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压力直达越共中央。

越南领导层那一夜彻夜未眠。黎笋在临时会议上抿着茶，语气强硬却难掩不安：“河内不能丢，我们与首都共存亡。”会上有人提出紧急从柬埔寨战场抽调第2军团回援，也有人建议向太原方向转移政府机构，意见纷纭。更棘手的是，对莫斯科的求援电报直到天亮仍未得到明确答复。苏联远东部队确实在西伯利亚集结，却迟迟没有南下迹象，克里姆林宫在中美刚刚建交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审慎。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是否继续南推的讨论早已落定。军事目标本就设在“惩戒挑衅”的红线上，不把战争扩大成长期占领。高层判断若再深入，苏联势必借口干预，战争性质易被国际舆论扭转为侵略，而中越间的民族积怨也会因占领首都而被彻底点燃。换句话说，教训达到，刀锋就该回鞘。
所以3月5日的那条电讯并非突然心血来潮，而是按既定节奏发布。各集团军随后分批北撤：11军用原路折回，动作干净；13军边打边退，沿公路炸毁桥涵，制造缓冲；43军负责殿后，在高平以南反复击退越军小规模追击，保持了总体完整。

撤退大体顺畅，但并不意味着毫无波折。3月上旬，50军150师448团2营因对路线理解出现分歧，偏离主干道进入密林，被越军第346师三个营合围。无线电台两度呼叫上级未果，增援部队迟到数小时。等救援打通围困区域时，营长牺牲，副团长胡庆忠带着两百余幸存者突出重围，一半兵力损失于短短数小时。事后军区对相关指挥员作出严厉处理，这也是撤退阶段最大的一次伤亡。
需要澄清的是，外界偶有“撤退比进攻更惨烈”一说，事实上并不符合整体数据。根据广州军区战后总结，前线总撤离兵力中，非战斗减员不足千人，相比攻势阶段的牺牲下降近七成。大部队列队而归，入境点上沿途布防的民兵都能清楚数出番号。

为什么越南在得知对手撤军后没有大规模尾追？除军力受损外，心理因素同样关键。黎笋很清楚，此时中越差距依旧悬殊，若贸然追击反被合围，后果难以承担。他在3月6日的内部讲话中反复提醒部属：“中国军队不是溃退，而是按序撤回，保持了完整编制。”这番冷静最终压过了会议上零星的“乘胜追击”提议。
从更宽广的视角看，这场历时二十九天的冲突将有限战争理论运用得淋漓尽致：目标单纯、时间可控、达到目的即撤，既避免了深陷泥潭，也为随后十年的边境轮战赢得了主动权。遗憾的是，局部指挥短板在2营事件中暴露无遗，缺乏实战的年轻军官对复杂地形和联络程序不够熟稔，这些教训后来被写进各军区教材。

3月16日，北京召开战役总结会。邓小平面对参战部队代表，语速缓慢却一句不落：“有一个营，只回来了半数，这是血的代价，我们必须记住。”会后，部队归建、省区部队换防、边境铁丝网加高，战事暂告一段落。
战争没有带来领土变化，却深刻影响了地区格局。越南意识到单靠苏联口头支持无法填补力量缺口，中国则在短促一役中验证了“打得赢就走”的思路，也发现了自身训练与指挥体系的薄弱环节。往后十年，边境炮火时有回响，但双方都再未触碰那条会将战争升级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