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5日凌晨一点多，百乐门舞厅里灯光流转，红舞女陈曼丽正和几名熟客坐在卡座里说笑。突然，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从音乐台左侧蹿出来，二话不说掏枪就射，陈曼丽身中三弹，旁边一名彭姓舞客也遭了殃，两个人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先后断了气。
凶手趁乱消失在夜色中，而枪响那一刻，她刚端起酒杯向客人致意。这事儿第二天就登了报，有人说是争风吃醋的情杀，有人咬定是日本军官邀舞被拒后的报复，也有人说她的死是因为卷进了军统锄奸的乱局。
真相到底是哪个？谁也说不清，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案发地正对面就是巡捕房，这使得上海滩“灯下黑”的意味更复杂。

民国上海滩的百乐门，位置是经过精心算计的。
1932年，浙江南浔巨商顾联承看中了上海城西静安寺旁边的一大片地。那时沪西一带还蛮荒凉，没东边那么热闹，但顾联承有他的账本，地价便宜，又靠近那些散落在愚园路上的达官贵人们的花园洋房，这买卖做得过。
他拉上晚清重臣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爱颐，砸下七十万两白银，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设计师杨锡镠亲自操刀，在三四年间把这栋时髦建筑给立了起来。
1933年12月14日百乐门刚对外揭开帷幕，全上海都惊着了。
楼顶矗立着一座层层收缩的圆柱形玻璃灯塔，只要夜幕降临，方圆十里之内的穷街陋巷与花园洋房，都会笼罩在它流转的霓虹光彩之下。
二楼的舞厅，足足有五百多平方米，能供千余人同时轻歌曼舞。最牛的是那舞池的设计，地板下罕见地铺着汽车减震的弹簧钢板，当舞客们穿着锃亮的皮鞋拥着姑娘踏入舞池，整块地板都会随之轻轻颤动，那奇妙的失重感让人们像踩在云朵上，梦幻而妖娆。
除了磅礴的弹簧地板，它还有一个用厚玻璃铺成的透明舞池，脚底下那五光十色的灯柱能晃晕所有人的眼。

但就是这么一个建在百姓议论焦点之上、消耗了天价白银的销金窟，最初的经营却惨不忍睹。
那时候百乐门的经理是一个叫发能的奥地利人，玩的全是高端概念，餐费和门票贵得令人咋舌，普通百姓根本负担不起，以至于场面上的名气虽然一年比一年响，背后的大老板却在年年往里面填巨款。
那几年，顾联承这位信奉佛教的银行大股东常常出没于自己捐建的圆明讲堂，而盛家那位打官司才争得巨额遗产的七小姐盛爱颐，看着账面赤字恐怕也无能为力。生意的名声虽然响彻上海滩，但因为开支庞大且拒百姓于千里之外，他们硬撑了不到三年，百乐门便在1936年宣布关门倒闭了。

这座销金窟后来并没有就此沉寂。
很快，一个叫郁克飞的年轻人接手了。他出身普通，但懂得变通，一改以往“贵族化”的死命死磕路线，开始吸纳普通大众舞客，大肆招聘乐队与容貌才艺俱佳的舞女，重新开门那天，甚至引发了交通堵塞。
在郁克飞的手里，百乐门才真正蜕变成了那个兼容并包的上海客厅。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卓别林夫妇在慕名路过的沙发上谈笑，可以看到张学良、徐志摩等一批时髦文人公子流连忘返，甚至惊现过蒋经国、蒋纬国的踪迹。
但如果百乐门光靠这种纸醉金迷的风花雪月，绝不足以支撑它流传至今，正如开篇那骇人的枪声一样，这座越是繁华迷人的地方，越像是一个赌命的残酷棋盘。
那年代，国民的悲观与愤怒裹挟在炮火与阴谋中，百乐门因为距离汪伪特工总部“76号”极近，这里成了特务汉奸、黑帮大佬们的社交场与战场。

除了各种真假难辨的谋杀传闻，这里还发生过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疯狂枪战，将百乐门门前的空气都打出了焦味。
这次的主角是个女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第一女流氓”佘爱珍，她丈夫就是76号杀人魔窟的吴四宝。
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佘爱珍坐着黑色福特车去百乐门理发，在附近的哨卡遇到了一位不懂变通的英国籍警官。
在拒不交枪的嚣张对峙中，不知谁的枪突然走火，瞬间引爆了全武行。巡捕与保镖当街对射，子弹像雨点般打在福特车上。当枪声停止，人们拉开被打成筛子的车门，发现保镖和司机都被打成了筛子，唯独那个缩在后座的佘爱珍，居然奇迹般地在那腥风血雨里毫发未伤。

这充满戏剧的一幕，不过是乱世里飘来的一缕烟灰，而真正让人心头沉重的，还得绕回到那名被乱枪打死的红舞女陈曼丽身上。
根据后来上海史专家马军在如山的旧上海档案中发掘考证，陈曼丽死后，她那唯一的儿子在解放后竟然通过了极为严格的政审，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甚至远赴苏联留学。
这个事实，似乎跨越时空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一个红颜薄命的舞女，凭啥让儿子获此殊荣？或许正像尘封档案里隐约透露的那样，这位看似被包养、周旋于舞池中的女子，实则是在进行某种隐秘且危险的抗日救国事业。她也许是因为拒绝与日本人或汉奸同流合污，也许是遭了敌伪的栽赃报复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大概就是上海百乐门最深刻的矛盾与魅力了。
它的存在，从来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白天，全上海的客人与仇人都同坐在一张桌子前谈生意；深夜，算计与暗杀准时在弹簧地板上空登场。
正如老上海研究学者所说，百乐门不只是个灯红酒绿的欢场，那是个无声战场，是大时代最完整、最矛盾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