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的亲弟弟起义获推荐副政委，罗荣桓婉拒，坦言弟弟资历还不足！
1949年1月下旬，衡山脚下的寒风裹着细雨，国民党第六兵团正在仓促收缩防线，弹药匮乏、饷银拖欠，连罐头都成了奢侈品。一支由黄埔八期军官罗湘统领的团级部队，被堵在高峰岭一带，士兵冻得直跺脚，军官们却还在争吵下一顿干粮从哪儿来。营房里油灯忽明忽暗，罗湘低头翻看《三民主义》讲义，沉默许久。深夜，他叫来几名连长，低声交代安排，第二天破晓前，这支人数约八千的部队已集结于山腰。他举枪高呼了一句短促有力的口令：“跟共产党走！”火光撕开夜色，哨兵的枪支一件件被缴下，整建制起义就此完成。
衡阳以南此时的战场格局动荡而混乱。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改称第四野战军，各地起义、倒戈的消息此起彼伏。罗湘的举动并非冒险，而是顺着大势迅速完成了队伍去向的抉择。一个上午，他把手下的两百多挺机枪、数十门迫击炮清点完毕，向前线指挥部发电自报身份，请求编入作战序列。曾在东北鏖战数年的46军恰好就近接防，军长詹才芳接电后略一犹豫，立刻派参谋长带队接管。国民党军里逃兵不断，而这一次交来的却是齐装满员的整师兵力，来得及时，也来得干脆。

短暂整编后，罗湘被安排为137师副师长，随军投入衡山会战。此时敌军凭借蒸水河天然屏障组建纵深防御，46军第一次接触受挫。会上，罗湘摊开地图，指出敌右翼火力薄弱点，建议集中炮群夜间撕开缺口，再以团为单位迅速分割穿插。詹才芳采纳这一方案。三昼夜后，衡山城破，守军伤亡惨重，而46军阵亡不足原定估计的十分之一。不少将士心里明白，这位新来的黄埔出身的“编外参谋”算是立了功。
捷报飞向四野前指的同时，还附上一份干部调整建议：请批准罗湘担任137师副政委，以示鼓励。两天后，电报原文被送到时，作战处几位参谋围在旁边，只见上款“罗荣桓”，下款寥寥数语：“同意编入。副政委一职暂缓，由本人继续学习锻炼，俟考察后议。”众人面面相觑，心中只有一句评价——这位总政委又一次把“原则”写在了纸面。

军中早知罗湘与罗荣桓是同胞弟兄，但兄长的回电没有一句寒暄，更无表功语句。对熟悉党内干部制度的人来说，理由并不复杂：起义军官必须经过系统政治学习和组织考察，德行、能力、群众基础都要过关，才能走上政治主官岗位。这种规定源自八路军时期“军事与政治并重”的传统，面对大量新归队的旧军人，更显必要。只是，当原则撞上血脉，执行者依旧心如明镜，这才让不少同行对罗荣桓的态度格外服膺。
罗家兄弟的分岔，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武昌。那年春天，兄长在中山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临别时递给弟弟一张字条，写着“世途险恶，慎择其道”。罗湘当时信奉的是“救国需先强兵”，毅然奔赴黄埔课堂。18年后，两人在重庆短暂相聚，时局云谲波诡，谈话不免触及旧事。罗荣桓提醒他：“走对路比走快路更重要。”席间兄弟情谊犹在，但分属阵营已分明。正因如此，1949年的那封电报并不突兀，只是昔日箴言落到现实。

被否决后，罗湘主动提出到中南军政大学深造。那一年，大批起义军官、解放区部队的基层干部、甚至归国留学生齐聚课堂，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军队制度。半年课程结束，他在政工、民运成绩名列前茅，却仍只被安排到师政治部任副主任，军衔也保持在副团职。1953年抗美援朝进入反击阶段，罗湘两次写申请欲赴前线，因编制已定未能如愿，只得在河南军区继续磨练。有人觉得这位当年立过大功的黄埔生委屈，他却淡然表示：“部队规矩大于个人荣耀。”

1963年12月，北京医院里，罗荣桓的病情已到弥留之际。兄长把罗湘和几个孩子叫到病榻前，只说了一句轻而短的话：“莫倚亲情，先尽本分。”听者心头一震，却都无言以对。数年后，罗湘在一次内部座谈里回想往事，只简短评价：“二哥一生最怕的是私念。”这句平静的回顾，恰能映照那封“副政委不宜”的电文，也解释了他此后始终保持低调、按程序行事的态度。
战火散去，往事沉淀。罗湘的名字并未像兄长那样彪炳史册，但他在军政大学的讲台上，在基层部队的操场上，兢兢业业推行正规化建设，被学员称作“最懂纪律的教员”。若把衡山雪夜那声“跟共产党走”与兄长病榻边的叮嘱放在一起，人们或可明白：家声与党纪对少数人而言并非高悬的硬约束，而是一种发自骨髓的自觉。往来风雨终成过往，原则却在千万官兵的行伍里悄然扎根，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