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魄向昔日好友借钱，对方一句询问都没有直接说：杜先生想借多少请您自己填写吧！
1951年8月初，香港坚尼地台的闷热像棉被般压下来。客厅中央支着一只铜火盆，火舌卷起，纸灰纷飞。杜月笙命人将一叠叠厚重的借条投入火中，火光照着他略显浮肿的面孔。灰烬翻飞间，他轻声说了句：“这点恩怨，就让它随风吧。”旁人噤若寒蝉，却都明白，这些纸片里记录的债务高达数亿旧银元。借条化为灰烬的瞬间，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彻底散场。
追溯到两年前，上海局势陡转。1949年4月，解放军大军压江，南京国民政府已退守台湾。那时的上海滩，人声鼎沸又暗流汹涌。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希望他随军赴台；中共方面的使者也暗示，可留沪自新。只有一个问题悬在空中：留下还是远走？杜月笙坐在法租界老宅的太师椅上，把玩檀香佛珠，目光时而望向窗外梧桐，没人知道他心里究竟如何权衡。5月1日黎明，他登上江轮，从黄浦江口驶向香港。当晚雾罩外滩灯火时，他回头多看了一眼，随后沉默良久。一旦船身离岸，昔日“上海滩大佬”的根基也被潮水带走。

刚抵香港的头几个月，并非人人想象的奢华。杜家租下坚尼地台一处公寓，面积勉强够住，家具九成都从上海拆箱而来，却无法遮掩逼仄。哮喘在潮湿空气里愈发顽固，夜半咳声不绝，还伴随剧烈胸闷。医生摇头，只能用喷雾剂暂缓。为筹医药与日常开支，管家陆续变卖了几件古董，再后来连珠宝也被送进当铺。一堆账目算下来，赤字仍不断扩大。

最棘手的，是钱。1949年末至1950年初，杜月笙陆续致电十几位昔日并肩吃酒的“老弟兄”。电话里寒暄倒是热络，一提借款，对方便支支吾吾。有人干脆笑道：“杜先生要是缺人手，我可以介绍您到某船运公司当名誉董事。”听着像玩笑，更像讽刺。昔日同桌饮酒、出入九辆轿车、十三名司机、二十八名保镖的排场早成昨日传说。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如今只剩“穷在闹市无人问”。
就在他最拮据的时候，意外的电话打来。“杜先生，刘航琛在下，明早喝茶。”短短一句，语气平平。电话放下后，管家提醒：“这位刘先生多年不见，不知所为何来。”杜月笙摆手：“且去见见。”第二天早晨，两人在香港中环一家茶室对坐。简单寒暄后，刘航琛从怀里掏出一张空白支票，推到桌面：“限额一百五十万港币，您看着填。”杜月笙怔住，好半天才提笔写下“100，000”，随即递回。刘航琛笑了笑：“够用就行，当年您给我的，还不止这点。”一句对话，点到即止，却把旧恩报偿讲得通透。原来，1930年代，刘在上海金融业遭人排挤，危在旦夕，是杜月笙一句话保下他的性命与事业。多年后，这笔情分终于有了回声。

那笔十万港元的支援，让日常开销暂时松了口气，但病痛并未停歇。1951年夏，杜月笙的肺部感染日益加重，医生私下对家属说明：顶多两个月。杜月笙听罢，只沉默地点头，随即着手整理后事。他让大女儿杜美如陪同，前往汇丰银行取回那只存放多年的保险柜。柜门开启，金银所剩无几，却有厚若砖块的借条，借款人里不乏国民党要员、洋行巨贾。这些条子若真拿去追讨，也是一座金山。然而他把全部塞进木匣，回到家里，当着家人面，一张张投入火盆。纸墨蜷缩、爆裂，再无痕迹。有人忍不住低声抽泣，他挥手制止：“这些钱是用人情换的，真去讨，便是结怨。我死之后，你们若再惹麻烦，何必呢？”
借条烧尽，遗嘱紧接着拟定。他的原则依旧“先外后内”。存折上还有约10万美元，他先划拨三分之一偿还在港期间的零散债务，余下部分分给数名子女，各得一万；老伙计及贴身随从每人亦有少许。今年39岁的孟小冬得四千美元。递钱时，他对管家说：“最苦的是妈咪，要多照顾。”安排妥当后，8月7日，他在枕边放下一封手札，叮嘱家人低调料理后事。

9天后，8月16日下午，杜月笙病逝，终年63岁。骨灰暂厝香港，翌年由家属奉移台湾，与早先南撤的政要保持最后的距离。此后几十年，那片坚尼地台的小公寓几经易主，只剩邻居老人偶尔提起：“当年那位大人物，总在半夜咳得停不下来。”至于外滩头顶的霓虹、杜公馆的威风，都像火盆里的纸灰，被时代的风卷走。刘航琛的支票早已兑现，却无人再提那一笔义气，也无人追索那些化为尘埃的巨额债务。木讷的铜火盆至今不知去向，但人情世态的高温早已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