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查尔斯王子年仅22岁随团访问美国，尼克松竟亲自撮合他与自己女儿见面相亲？
1970年10月二十七日清晨，华盛顿的雾气笼住了宾夕法尼亚大道，白宫的礼宾通道却灯火通明。伦敦来客——年仅二十二岁的威尔士亲王查尔斯，正准备踏上他此生第一次正式的美国访问。外界只知这趟行程是礼节性回访，却很少有人察觉，另一场精心策划的“家事”正隐藏在官方日程背后。
查尔斯此时刚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军训尚未结束，身着皇家海军军装，肩章熠熠生辉。媒体将他称作“世界上最耐心的王储”，因为离他真正戴上王冠似乎遥遥无期。对于身处传统王室框架的年轻人来说，这趟横跨大西洋的旅程是一次展示个人魅力的绝佳舞台，也是测验英美民意温度计的机会。美国记者的长枪短炮里，追问集中在两个字——“婚事”。当时的王室尚未同任何美国家族缔结姻亲，空白即是想象空间。
一旁的东道主尼克松则算得上精心布局。这位五十七岁的总统正在为越战与经济困局焦头烂额，国内反战浪潮此起彼伏。正因如此，他急需外交舞台上的友好场景来降低国内压力。英美同盟自丘吉尔与罗斯福时代便被反复书写，但冷战进入缓和期后，需要新的象征维系。尼克松看到的突破口，不在公报，而在家庭——准确地说，在自家长女帕特丽夏与来访的英国王储之间。

帕特丽夏时年二十四岁，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兼职主持电台栏目，金发与微笑常出现在时尚杂志。她自小在政治应酬中长大，熟悉舞会礼仪，被媒体誉为“白宫最会跳舞的姑娘”。尼克松早在行程确定之时便对幕僚交代：“让他们多说话，最好能跳一支舞。”这句脱口而出的指令，被记录在白宫口信中，后来成为八卦记者津津乐道的“国家级红娘”素材。
事实证明，总统的算计不缺执行力。国宴安排在蓝厅，椭圆形长桌一侧坐着查尔斯，另一侧正是帕特丽夏。两人对面摆着同款骨瓷盘，金边反射烛光。英国媒体捕捉到这一细节后，用“近乎戏剧性的座次”形容尼克松的心思。酒过三巡，当乐队奏起轻快的狐步舞曲，尼克松轻轻推了推女儿的椅背：“去吧，别让客人等太久。”这一幕恰好落进摄影师镜头。

然而镜头无法记录的是彼此心底的分寸感。查尔斯对这位“第一小姐”保持着英式客套，步伐精确到每秒四拍，谈话内容多是艺术与园艺。他后来在私人信笺中写道，“她优雅得体，却像精心雕塑的花瓶，让人找不到裂缝，也找不到入口。”一句“花瓶”的评语被英国小报记者添油加醋，演变成“人造美女”，传回大西洋彼岸，引发伦敦小报连篇累牍的揣测。
帕特丽夏的想法更接近常人。她在与闺蜜通电话时轻声抱怨：“他很好，只是太像童话课本里的王子，我反倒无从落脚。”短短一句吐槽，道出了两人之间若有若无的距离——王储需要的不仅是政治盟友，更多是能共度漫长等待期的伴侣；而“第一小姐”心底明白父亲的算盘，却也不愿把终身大事变成外交工具。
尼克松显然高估了家庭牌的可操作性。随后的行程中他屡屡制造相处机会：田纳西州民俗表演、海军学院的橄榄球赛，甚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送行仪式，他都让二人并肩站在国旗前。然而越刻意，效果越尴尬。媒体捕捉不到暧昧，只能放大沉默，于是“查尔斯和帕特丽夏无话可说”的标题占领了报摊。

圣诞节前，查尔斯返抵伦敦。白金汉宫发布简短新闻稿，对美国民众的热情表达感谢，只字未提白宫友情。英国外交部内部总结报告措辞更为直白：此次访美“社交亮点有限，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至于婚姻联姻？文件边角留着一句评语——“不具可行性”。短短一年后，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的漩涡，这份不以姓氏写就的婚约自然也随风散去。
帕特丽夏最终在一九七一年嫁给哈佛法学院高材生爱德华·考克斯，婚礼低调，地点选在尼克松昔日的大学礼堂。她在誓词里说：“我愿意忠于自己的选择。”台下的尼克松强颜欢笑，那段时期的他已被调查听证缠身。若当年公主梦成真，帕特丽夏将面对的不仅是王冠的光环，更有英国媒体全天候的放大镜；而英国王储若真迎娶美国总统之女，未来继位时势必面临英国议会与公众对“外来影响”的质疑。未成的联姻反倒为双方保留下了更多回旋空间。
冷战年代的“家庭外交”并非孤例。早在十九世纪，俄奥联姻、德英婚约屡见不鲜，欧洲各王室用血缘编织政治网。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虽然在制度上否定世袭，却对“王室光环”保留某种浪漫向往。尼克松的做法，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现实演绎。遗憾的是，情感自主已成为时代潮流，哪怕是一国总统，也再难把女儿当成外交筹码。

媒体在整件事中扮演了双刃剑角色。一面，它以连篇累牍的花边新闻为两位当事人排练公众期待；另一面，它却用同样的镁光灯逼迫他们在私人情感上迅速表态。后来的英国皇室公关专家在回忆录里感慨：“那趟美国之行让我们懂得，’隐私’这个词在跨大西洋航班上会自动失效。”这句半是玩笑的总结，道尽了王室成员与流量时代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