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的好干部离世时万人痛哭磕头，曾在1979年被判刑十三年，2004年悼念盛况罕见
1975年初夏，兰考东坝头的榆柳刚抽出嫩叶，县城一角的旧招待所里，张钦礼正骑着那辆用了十多年的旧自行车，准备下乡查看麦田。“慢点儿骑，路不好！”一位老乡提醒，他摆摆手算作回答。此时，距离他与焦裕禄并肩治沙的日子，已过去整整十一年。
往前翻到1962年冬，兰考仍是风沙漫天的景象。焦裕禄刚到任县委书记，第一件事不是开大会，而是顺着被风刮秃的盐碱地一路走到东坝头。彼时的县长正是张钦礼，这位打过上党战役、在娘子关负过伤的老八路，留着短平头，说话总带着乡音。两人对视，只一句“先去田里看看”，便心照不宣地抬腿向黄沙深处走去。

兰考的困局并非偶然。黄河改道带来泥沙，地下水抬升催生盐碱，夏秋季节又常被内涝困住。那年全县粮食亩产跌破百斤，村民吃糠咽菜。有意思的是，地方财政却连买草绳的钱都要层层报批。焦裕禄拍板：先干，缺啥我们自己动手。张钦礼给出的策略是“群众动手、干部带头、科学指导”，两套车轮一起转。
他们带着民工在老沙岗栽泡桐，挖渠道，修田埂。焦裕禄肝疼得直不起腰，就拿木棍顶着，张钦礼索性把公社的小马车让给病得最重的群众，自己推小推车。人手不够时，他召来县府科长下地扛柳树，科长抱怨手磨破，张只回了句：“疼？那是你还没长茧。”这一幕后来在民间反复被讲述，谁提起张县长，先夸的不是政绩，而是那双老茧层叠的手。
1963年秋，十三天暴雨再次淹没了已见成效的麦苗。全县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浸水。有人灰心丧气，嘀咕“白忙了”。焦裕禄狠狠一跺脚：“白忙？这就是跟天斗！”张钦礼接过话茬：“活还得干，能赢一回就不算输。”二人带头顶着冷雨巡堤抢险，把县里的救济粮摊到各村，每家每日两斤红薯干。那一年，兰考人再难，也没出现逃荒。

1964年春，焦裕禄病势加剧，肝区的纱布一天要换六次。张钦礼劝他休息，他却说：“我走了，你得替我看着沙子。”同年5月14日凌晨，焦裕禄在郑州逝世，年仅四十二岁。遵嘱，遗体运回兰考。出殡那日，街道挤满了人。许多人跪在尘土里，伸手想摸棺木。四天后，万人追悼大会上，张钦礼声音嘶哑：“焦书记走了，但咱们的树不能死。”会后，他把会议室的藤椅收了起来，理由只有一句：“坐出窟窿的椅子，留给后来人看。”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余波未平，新一轮整顿来势汹汹。有单位举报张钦礼“打着治沙旗号搞个人山头”。1977年初，他被带走调查。两年后法院以“经济问题”为名判处十三年徒刑。当囚车缓缓驶离兰考时，上千人追着送行。三名老乡代表一路走到开封，在监狱门口跪倒痛哭。张钦礼扶起他们，只留下一句：“活下去，把树浇上水。”

狱中岁月难熬，他靠给犯人理发换取半块肥皂。听说外面大风起沙，他在信中写道：“看好那些树，风刮不走根。”1989年，他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消息传回兰考的那天，很多人自发到县城长途车站守了一夜。汽车到站，鼓点响起，老乡抬出热腾腾的白面馒头，一声“张县长回来了！”让车厢里外哽咽一片。
回乡后，他不愿进城当高参，只挑着扁担走村串户，给后辈讲植树要点。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写啥，树都在那儿，比我说得清楚。”偶尔喝点小酒，他才会唏嘘：“老焦若是多活几年，土坡早该披绿了。”

2004年5月7日清晨，他在郑州病逝。家属遵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骨灰盒上，只有一张旧照片，背面是他亲手写下的八个字——“为民做事，此生足矣”。然而简朴的愿望挡不住兰考人的脚步。灵车刚驶进县界，百余辆出租车自发列阵，双闪不停；风沙滩上的锣鼓声由远及近，震得人心口发麻。县城到张庄的公路两侧，男女老幼跪成长龙，磕头、呜咽、洒泪。有人端来清水，有人递上葱拌豆腐，那是当地最质朴的“清白饭”。短短十几公里，硬是走了三个小时。
这一幕让许多外地记者愣在原地：一位坐过牢的前县长，为何能得到如此深情？答案或许藏在那些曾与他同踩泥泞、同挡风沙的日日夜夜。焦裕禄的名字早已写进教科书，张钦礼的受难与归来却被民间口口相传。同一片沙丘见证了两种荣光：一种被时代高举，一种被百姓铭刻。岁月流转，树木如今郁郁葱葱，沙丘被稳稳锁住。站在东坝头最高处望去，风依旧刮，黄河仍旧奔，但那片绿色与那段群像，已足以说明什么叫“人民认可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