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总理江西视察时，因特殊原因对省委书记刘俊秀夸赞江西老表贡献突出吗？
1949年1月的一个清晨，闽赣铁路线上吹来凛冽寒风，一列自东北而来的军列缓缓驶入抚河岸边的南昌东站。月台上，负责接车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拍着冻得通红的双手，挤出人群迎上去——他叫刘俊秀，39岁，江西永新人，第一次要在短短二十天内为全省分配六千多名跨省干部。
那晚，车站小礼堂彻夜灯火通明。外来干部与本地区、县负责人围坐，临时拼凑的方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红薯稀粥。有人担心水土不服、方言不通，刘俊秀笑着说：“别怕，咱江西人爱帮衬，等你们下乡就知道啥叫老表。”这句话后来被不少人记在工作笔记里，也成了他日后与周总理闲谈时常被提起的“底气”。

外界印象中的刘俊秀似乎一直在忙。然而他的底色来自更早的岁月：1910年代，永新县灌塘村贫雇农家庭里，少年刘常跟着父亲给地主打短工。地头荒草间，他第一次听见谢葱林讲“农民也能当家”，从此心里埋下火种。1926年农协浪潮席卷吉泰平原，22岁的他被推举为村农协主席，带头砍掉高利债文书。翌年春，他在纸页上按下手印，正式成为中共党员。此后湘赣边的山路、长征的雪山草地、华北平原的抗日支队，都留下他裹着草绳的脚印。苦是苦，但他认定，只要翻身那一天能真来，累些也捱得过。
解放战争结束后，江西百废待兴。干部奇缺、机制凌乱，第一件大事就是“搭班子”。刘俊秀把一张大地图摊在桌上，用红蓝两色铅笔圈点：哪个专区缺财政干部，哪个县缺医生，他心里跟账本一样门儿清。外省调来的年轻人惊讶地发现，这位说着乡音的大叔不仅能叫出每个县城的地名，还能说出当地稻谷亩产、山林蓄积量。也正因如此，6038名外省骨干才能在二十天内各就其位，而江西又硬是抽出近四百名业务好、政治强的人南下支援广东、广西。有人嘀咕“自家都缺人”，他一句话压住场子：“一家一隅的小九九，顶不住全国的大算盘。”

1956年夏天，他从组织口转去分管农业。行李里只有一台测亩仪和一摞笔记本，他自嘲“披着干部皮的老农”。半年里，他走遍82个县市，连屋脊上的三清山都抠土验墒。回来后，亲手整理出一本厚厚的《江西农村土壤与耕作调查汇编》，每个县的气候、墒情、品种、产量、劳畜力，在书里一目了然。这些数据催生了后来远近闻名的“三变”——单季改双季、旱地改水田、荒坡变熟地。头一年，新开垦地就超四百万亩，多收粮七亿多斤，农民夜里点了篝火，敲锣打鼓庆丰收。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节奏，处处都在放“高产卫星”。许多地方把稻穗一层层往上绑，以图创造“万斤田”。江西也有人蠢蠢欲动。刘俊秀拉着县里上报的表格，一行行对账目。“亩产三万斤？怕是把水也算进去了。”他拧眉说。不少基层书记挠头，暗自松口气：看来省里并不鼓吹虚名。正是这种谨慎，让江西的统计数据在后来成为国家调整粮食政策的重要参照。两年接连自然灾害，外省纷纷断粮，赣鄱大地虽受损，却还能勉强实现省内平衡。

1961年9月12日，庐山云雾散尽。当天午后，周总理乘车从牯岭下山，直奔南昌郊外的一处试验田。水稻收割已近尾声，金黄稻穗垂到水面。跟随的刘俊秀捧起一把新脱的稻谷递给总理。周总理拨弄几粒，点点头：“看来，江西的田还是靠谱。”晚饭时，几个人围桌而坐，气氛放松。周总理举杯，笑问：“俊秀同志，再多帮国家一把，可行？”刘俊秀思忖片刻，回敬一句：“只要老表们咬咬牙，三亿斤，咱扛得住！”此话刚落，周总理轻击桌沿，连声称赞：“江西老表，贡献大哟！”
那三亿斤粮食，意味着数十个重灾区能撑到来年收获。为了兑现承诺，各县干部与农民把仓库里精细过筛的米一袋袋装车。赣江码头日夜灯火，艄公喊出号子：“这是一口救命饭，稳当送到北方去！”

后来回溯那段艰苦岁月，史家常把江西称作“逆风中的稳压器”。既有地理优势，也靠干部群众心气。刘俊秀在省里留下的那套调查、试点、推广“三步走”，被认为是改革年代“小范围试错”理念的先声。而“江西老表”更成了勤奋、朴实、担当的代名词，连带着让外省饥年救济档案里多了无数“赣”字标签。
刘俊秀1975年病逝南昌，终年71岁。谦逊如他，留给后人的文字不多，只在病榻上还惦念：“稻田不能荒，粮库得满。”江西人守住了他的叮嘱，泱泱稻浪一直延伸到今天。这位从土壤里走出的省委书记，早年插秧时练就的那身泥香，似乎从未散去。在不少老农心里，他依旧是当年那个扛锄头的灌塘小伙，只不过换了一身中山装，扛起全省、乃至国家的一份沉甸甸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