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译后记丨2018—2019年，我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古典学硕士期间，斯蒂芬·哈利韦尔是我的导师。一年项目结束之后，哈利韦尔退休，没能跟他读博成了我的一大憾事。回想起来，当时我的学术心智尚且稚嫩，加上与导师见面无多，对他的认识反而更多源自后来反复研读其论文与著作。但是，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古典系楼“燕门”（Swallowgate）和哲学系的临海小楼“边崖”（Edgecliff）仅一马路之隔，我和哈利韦尔穿过马路参加哲学系的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专题研讨，当时该系的亚里士多德学者萨拉·布罗迪（Sarah Broadie）也在场。在提问环节，哈利韦尔颇为风趣地说：“诸位哲学家的看法，我这位在场的‘文学家’略有疑义——当然，我们之间的分歧也再平常不过。”在“边崖”之侧，这番半带戏谑的“文学与哲学”小争，引得众人一笑；不妨视为一场现代版的“诗与哲学之争”。

哈利韦尔自称“文学家”而非“哲学家”，表面谦辞，实则很能说明问题。他一生著述宏富、涉猎广泛，但其核心关切始终指向古希腊诗歌创作、传播与功能的理论和自反性实践问题。就此意义而言，“诗学”，或本书标题所限定的“美学”概念与其历史，恰好勾勒出他长期耕耘的“中间地带”。他的研究起于对柏拉图《理想国》相关卷目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全书的翻译和注疏工作；20世纪末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986）、《亚里士多德〈诗学〉翻译和注疏》（1987）、《〈理想国〉卷十注疏》（1988）、《〈理想国〉卷五注疏》（1993）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备参考书目。“摹仿论”这一术语为中文读者所熟悉，多承自奥尔巴赫 1946 年的名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而哈利韦尔在本书序言中特别申明，他关心的并非奥尔巴赫意义上的“具体文学实践”与文体发展史，而是“摹仿的哲学理论与批判范式”。

无论是哈利韦尔的自我定位，还是他的学术气质，都体现了学者中少有的“居间”特质。哈利韦尔不喜决定性结论，不建封闭性体系，而善于聚焦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偏爱“……之间”这样的论述。正因他表态的审慎，有读者会觉得“他说了很多，又像什么都没说”。当时受教于他的时候，我也抱怨过他那“从不指明方向，只在犯错的时候拨正方向”的指导方针。他的写作往往以一处细节的聚焦或一个语词的词源分析作为序曲，在深入剖析诸核心文本后进入正章，最后回归开篇细节，点出其对复杂性的预演意义，为全文收束余韵。不过，他的脚注庞大而细密，几乎可作文献综述，也从不吝啬对各路观点的辛辣品评，倒构成了阅读文字的一种乐趣。

但是，在今日仍有“纯粹美学”的预设笼罩古代研究的情况下，迟疑的立场反而显得难能可贵。那种预设的典型表现，是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快感从道德论和认知论中解救出来，安置到古代并无对应观念与术语的“审美自治”地带上。就研究概念史的宏观方法论而言，哈利韦尔自评其处理“要好过多数现有的相关著作”（第5页）：既不把抽象、去历史化的“艺术”概念强加于古人，也不把古代模式机械套回现代；他追问的是两端“之间”的连续与差异，以及这种连续性在美学史中的展开（第25页）。当然，古代并不需要理解现代；是不同时代的后人在用不同的问题意识“召唤”古代文本，如同冥府中的奥德修斯用牲血唤醒他要质询的死去的英魂。对于处在西方艺术思想史晚期阶段的“我们”来说，再现与建构、情感与认知、艺术与日常等现代问题像一束光，帮我们辨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经中世纪经院神学而被忽略的纹理。例如，现代对于想象与同情的关注，使我们更敏感于亚里士多德把悲剧快感系于“认知性情感”的洞见；再如，关于艺术的公共作用的现代争论，也促使我们回到柏拉图对艺术的伦理认识论质询。

另一方面，古代理论以其坚实而异质的范畴纠正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美学”概念自明性。举例来说，以保罗·克里斯特勒为代表的现代学者认为，康德无利害审美、鲍姆嘉通“异类世界”学说影响下的18世纪“发明了”“自主美学”，从此与以复刻外在自然、混杂伦理关切的古典现实主义一刀两断。《摹仿论的美学》开篇以歌德“论艺术作品的真与逼真”的短对话为切口，论证以上看法是对古代和现代的双重误解。18世纪没有发生所谓的断裂或“大急转”，因为摹仿论自古代诞生起就是一种复合性的两重体。在导言结尾处，哈利韦尔说，历史上“多数争论和实践仍围绕着反映世界—拟造世界这一对立，正是这一对立不断推动着摹仿思想史的进程”（第61页）。

本文称哈利韦尔的理路为一种“之间”，是因为他偏爱用“反映世界—拟造世界”（第61页）的对立、“再现与表现”（第23页）的两重性，或是在“已知现实的审思和纯粹想象的再现”的“谱系”（第239页）两端之间移动这类表述。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述摹仿论的两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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