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在进行内部审计查账时，竟发现周恩来总理在30年前存入了1.2万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是82308元，再加上30年的存款利息，如今账户金额高达已经46.7万元。

主要信源：（凤凰网——揭秘：周恩来总理巨额外汇存款之谜(组图)）

1997年盛夏的北京，中国银行的档案室像个蒸笼，老式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得满屋泛黄的账本纸页哗啦作响。

58岁的审计员老张戴着老花镜，汗珠顺着鼻尖滴在“周恩来”三个字的账户明细上。

1967年7月8日存入1.2万英镑，30年过去，本息滚到46.7万人民币，备注栏“暂存，待归还”五个字，像根细针扎进他眼里。

“这数不对啊。”老张嘀咕着，推了推眼镜。

周总理1955年定的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342.7元，夫妻俩月收入加起来不到750元，1967年全年工资总和才9000元，哪来1.2万英镑？

他立刻上报，行领导带着会计、法务围过来，翻遍1967年汇款单存根，只找到一张无署名的“捐赠声明”。

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此款1.2万英镑，无偿捐给国家，用于建设，请周总理代收。”

“总理的账户，哪能收私人捐款？”

行领导皱起眉。

可查遍总理收支记录，这笔钱自存入后分文未动，连利息都按活期算，像块被精心保管的“烫手山芋”。

时间倒回1967年3月的一个午后。

中南海西花厅的阳光透过窗棂，在总理的旧书桌上投下斑驳光影。

秘书捧着匿名信进来时，总理正伏案批阅文件，老花镜滑到鼻尖，他摘下眼镜，指尖在“1.2万英镑”上停了许久，眉头拧成个疙瘩。

“个人的钱，国家不能收，我更不能收。”

总理把信推给秘书，声音里带着惯有的严肃，“去查，找到汇款人，原封不动还回去。”

秘书拿着汇款单去邮局查，只查到“伦敦中国银行”的汇出记录，没有姓名、地址，连签名都是打印的。

总理在办公室来回踱步，军靴踏在青砖地上“咔嗒”响：“找不到就代管，但必须记着，这钱是国家的，不是我的。”

这一“代管”就是30年。

直到1997年档案员老张发现这笔“沉睡”的存款，行里才重启调查。

线索指向原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老员工刘本昆、刘道蕊夫妇。

找到他们时，刘本昆正躺在医院病床上，肺癌晚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68岁的刘道蕊守在床边，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见银行的人来，她扶了扶老花镜，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里面躺着张泛黄的卖房契约。

1967年，他们在伦敦的房子以1.2万英镑卖出，远低于市价。

“那钱，是我们捐的。”刘道蕊说，英语口音里带着点京腔，这是她在中国生活30年养成的习惯。

1940年刘道蕊原名多莉，英国人，在伦敦中国银行当出纳。

她看不惯那些拿工资就泡酒吧的国民党海员，更气愤红十字会募捐箱被官员偷拿。

有次她把“蒋介石夫人”名义的募捐箱挪到柜台角落，被国民党官员以“破坏救国”为由开除，却因此认识了同样正直的刘本昆，一个会为几便士和经理据理力争的会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伦敦，刘本昆激动得彻夜未眠。

可分行行长却勾结国民党，想把银行资产偷运出境。

刘本昆联合4个同事组成“五人起义队”，守在金库门口，用算盘和账本跟行长“对账”，硬是保住了国家财产。

事后，他们被总行“留用察看”，却成了伦敦分行最硬气的一群人。

1957年，刘道蕊做了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籍，取名“道蕊”，意为“道德如花蕊般纯净”。

她跟刘本昆说：“嫁给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的祖国，以后也就是我的祖国。”

1967年，夫妇俩归心似箭。

他们卖掉了在伦敦打拼20年买下的房子，1.2万英镑揣在怀里，像揣着颗滚烫的心。

回国后，他们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总部，可看着国家百废待兴，总想再做点什么。

“我们不会搞募捐，就想到给总理写信。”

刘道蕊说，他们把卖房的钱分成两份，一份自己留着安家，一份匿名汇给总理，“总理管着国家，这钱给他，准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没留名，是怕给总理添麻烦。

可这一“留”，就是30年。

银行的人问他们：“现在生活困难，这钱能还吗？”

刘本昆摇摇头，刘道蕊接话：“总理没要，我们不能要。要还，就还给国家。”

最后，这笔钱被用来成立“刘本昆基金会”，奖励银行系统里最肯干的年轻人。

刘道蕊的故事还没完。

这个英国老太太，在中国银行从柜员干到信贷科长，9次评先进，12次当标兵，3次拿全国劳模，60岁还用英文写入党申请书，1986年成了党员。

“我是中国人。”她常跟人说，尽管口音里总带着点伦敦腔。

1997年冬天，刘本昆走了，走前还念叨着“那钱，总理会高兴的”。

刘道蕊把丈夫的骨灰一半撒在长江，一半带回伦敦，埋在他们曾住过的老房子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