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高俅好，高俅记了一辈子。后来苏轼落魄了，一再遭贬，高俅却发达了，他没有忘恩负义，不顾自己，一直照看着苏家子弟。世人皆因《水浒传》，将高俅视作祸乱朝纲的奸佞小人，落下千古骂名。抛开固有偏见与负面评价，客观来看，他一生之中，也曾做过行事坦荡、有骨气、极具大丈夫气魄的事。

苏轼这辈子提拔过的人多了去了，可偏偏有个名字，让他在最落魄的时候，还被人悄悄记着。

这个人叫高俅。

南宋有个学者叫王明清，写了本《挥麈后录》，里头有句话挺有意思：“潞国公恩幸无比，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翻译成人话就是：高俅发达之后，没忘老东家的情分。苏家子弟只要有人来京城，吃穿住行他全包了。

问题来了——这时候的高俅是什么身份？

太尉。掌管全国禁军的太尉。宋徽宗身边的红人。

海南儋州，罪臣，户口本都差点没了的那种。

这俩搁一块儿看，你说怪不怪？

咱先把时间倒回去，看看这俩人是怎么搭上线的。

高俅最初就是个穷小子，穷到啥份儿上？史书没细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家祖上跟“当官的”这三个字八竿子打不着。

这人有个本事，字写得还行。那时候字写得好就跟现在会编程似的，至少能混口饭吃。

苏轼那时候正当红，在京城当翰林学士呢，手底下缺人手。有人就把高俅推荐过去了。

苏轼什么人？千古第一全才啊。可他偏偏没有架子，跟下属相处温和得很，从不苛责。

高俅在这样的环境里待着，办事越来越稳当，越来越守规矩。时间一长，苏轼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值得培养。

问题出在苏轼自己的仕途上了。

元祐执政时期，苏轼归属旧党阵营，在朝政理念与施政主张上，和王安石主导的新党变法派系立场相悖，双方政见分歧显著，彼此理念对立。后来宋哲宗即位，新党翻身，蔡京那帮人开始清算旧党成员。

苏轼直接被划进“元祐奸党”黑名单，三天两头挨整。

宋哲宗驾崩后，宋徽宗登基，奸臣蔡京愈发专权跋扈。朝堂党争加剧，苏轼接连遭构陷打压，被贬路途愈发偏远，自惠州再度远徙，最终被流放至荒凉偏远的海南儋州。

海南啊诸位，那会儿可不是什么度假圣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苏轼这次出京，身边不能带太多人。

他想了想高俅，心里不是滋味儿。

这小伙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办事勤快，人也本分。要是自己带他去海南，那他的前途基本上就交代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苏轼咬咬牙，做了个决定——帮高俅另谋出路。

他先行撰写一封举荐文书，专程拜谒彼时身居宰辅之位的曾布，希望获得对方的援引与帮扶。曾布什么人？旧党大佬啊，按理说应该给苏轼面子。

结果人家婉拒了。

苏轼没泄气，转头找自己的铁哥们儿——驸马王诜。

王诜这人豪爽，而且跟皇室沾亲，直接把高俅收下了。

这一步，彻底改写了高俅的命运。

你可能要问了：一个驸马府的小吏，怎么就爬到太尉的位置上了？

运气这东西，有时候真没法说。

高俅为端王赵佶送东西时，恰逢其踢球，一时技痒展露精湛蹴鞠技艺，深得赵佶赏识，被其留在身边。不久宋哲宗驾崩无子嗣，赵佶继位为宋徽宗。

得皇帝提携的高俅一路高升，官至太尉、执掌大宋禁军，实现人生逆袭。与此同时，苏轼遭蔡京等人打压，被贬受牵连、处境困顿，无人敢相助，唯有高俅挺身相护。

以当时的处境来看，主动疏远、远离苏轼，与其撇清关联，才是他当下最稳妥、最理智的选择。毕竟新党掌权，苏轼是黑名单上的人，帮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可高俅偏偏不。

苏家子弟来京城，他安排住处。日常开销，他掏腰包。有人欺负苏家人，他动用关系去调和。

这种“暗中帮扶”持续了多久？

几十年。贯穿了他掌权的大半辈子。

世人多受《水浒传》影响，将高俅视作彻头彻尾的奸臣反派，可真实历史中的高俅绝非脸谱化的恶人，人性复杂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史记载，高俅治军松弛、贪图私利，对靖康之耻负有一定责任，存在明显的为官污点。但他区别于蔡京、童贯等祸国殃民的奸臣，与其政见不合、互不为伍，最终在朝堂纷争中得以善终。此外，他颇具识人眼光，举荐的刘锜，日后成为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足见其并非庸碌无能之辈。

高俅呢？当年苏轼赏识并提携他，从未图谋回报。苏轼晚年仕途坎坷，家道日渐贫寒。彼时高俅早已位高权重，史载其从未念及旧情施以援手，更无接济苏家、报答过往恩情之举。在封建官场人走茶凉、落井下石的常态下，这份纯粹的情义尤为难得。

文学创作需要反派与冲突，因此刻意丑化了高俅，却不能等同于真实历史。世间从无绝对的好坏善恶，高俅虽有劣迹，却坚守本心、懂得报恩。人性的微光，即便藏在世人定义的 “奸臣” 身上，也依旧耀眼。

参考信息：王明清.(约1194).挥麈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