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合作时期，尹保仁剿灭了国民党新兵营，毛主席得知后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与行动？
1943年9月13日凌晨，富县北山弯月稀薄，尹保仁伏在乱石缝里，用手背抹去镜片上的雾气。山脚下，一支挂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新兵队伍被迫在干涸河道里宿营，帐篷零散，哨兵疏懒。这情形他已观察三夜，今夜就是动手的时机。
富县距延安不到一百公里，却是胡宗南反复探路的跳板。八月间，当地百姓被抓丁、被勒索的消息频传，县委报告三五九旅：如放任不管，边区门户有被撕开的危险。旅里忙着秋收大生产，无法抽正规部队封堵，于是王震和郭鹏想到尹保仁——那个在南泥湾练出“泥水里打枪”本领的硬骨头。
自卫大队成军不过两个月，编制杂糅：老游击骨干、县警卫连、一个刚从前线撤下的加强连，真正的重火力只有三挺捷克式机枪。尹保仁硬是把练兵搞成实战演习：白天割谷子，夜间山地拉练，枪声用鞭炮替代，动作却照实走，全队听惯了凌晨集合号。

九月上旬，胡宗南的一个新兵营以“补给巡逻”为名直接闯进富县境内，沿途又抓走十八名青壮。尹保仁判断对方有侦察意图：新兵走得慢，却配了几台无线电，显然不是普通押运粮草的部队。“磨洋工拖步子，实则翻地图”，这是他给参谋们下的定性。
12日晚，自卫大队隐蔽至北山，封锁三条退路。拂晓枪响不到十分钟，河道里已乱成一锅粥，新兵缺乏夜战经验，被机枪火力撕开防线后彻底崩溃。追击进行到上午，尹保仁下令收拢，把缴获的六十七支步枪、三挺轻机和两部电台打包带走，俘虏在山洼解散——“回去告诉胡宗南，这是富县，不是练兵场！”

战斗消息当天傍晚就被胡宗南的电台送往西安。南京也炸了锅，蒋介石指名电话延安：必须惩办主犯、归还武器。国共合作名义犹在，矛盾却随战火裸露。王震急电中央，措辞沉重，担心边区陷入政治孤立。
两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富县。周恩来先让县委干部退至院外，只留下尹保仁，语气平和却直指要害：“为什么没向旅里请示？”尹保仁答得干脆：“敌人探路，若等电报，明天就轮到百姓流汗流血。”邓颖超轻声插了一句：“以后还是要走手续。”短短几句对话，总计不过十余字，却定下了基调——先肯定出发点，再谈程序问题。
随后三人沿着战场遗迹步行查看。周恩来蹲在被子弹削断的白桦树旁，用手中的小本记下弹痕角度，又问了俘虏如何处理、百姓有无牵连，末了才说：“站得住脚，就别怕；可也要留余地。”言罢拍了拍尹保仁肩膀，这位自卫大队长终于松口气。

延安方面同日召开紧急会议，郭鹏代王震作说明。毛主席边听边用铅笔标注地图，最后一句评语颇有意味：“胡宗南新兵营敢越界，本身就不老实；尹保仁火力激烈，提醒了他们边区不好惹。”他要求旅部给尹保仁记过一次，以示程序违规，同时强调：“人不能交，枪也不能还。”此话一出，会议室气氛骤然轻快。
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仍坚持“交人”，毛主席则回电含糊其辞，既提维护合作，也暗示“陕北山路崎岖，暂未查得尹保仁行踪”。几句外交辞令，既挡住压力，也为前线留出机动空间。这种既软又硬的应对，后来被许多地方部队学习。
有意思的是，富县民众对处理结果毫不惊讶。他们更关心的是集市恢复时间、秋粮能否晒干。尹保仁率队归来时，沿途挑着担子的乡亲自发递上煮熟的玉米。一个老人憋了一路，还是忍不住说：“娃呀，这回可算给咱出气了。”尹保仁只是点头，没有多言。

事件余波持续到年底。中央在整风文件中增加一条“地方武装要与党政机关密切沟通”，算是温和收口，却未削弱富县自卫大队的指挥权。尹保仁从此带队更谨慎，每次接敌先问两句：敌情、民情。偶尔夜谈，他也会感慨：“打仗是为山里人能睡囫囵觉。”话音淡，却道破地方武装存在的根本价值。
放在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这一仗分量不算大，却暴露了国共合作的脆弱接缝。中央高层在风浪中定下“底线不让、姿态不硬”的策略，既保住了政治信誉，也稳住了边区安全；地方指挥员则在枪声里捍卫群众信任。两者相互牵引，构成了那段复杂年代里兼具弹性与韧性的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