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高俅好，高俅记了一辈子。后来苏轼落魄了，一再遭贬，高俅却发达了，他没有忘恩负义，不顾自己，一直照看着苏家子弟。高俅虽然名声不咋地，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臣，但这事儿办得挺爷们儿。

很多人对高俅的印象，全来自《水浒传》里那个游手好闲、靠踢球上位、陷害忠良的大反派，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和苏轼之间这段被正史记载的恩义往事。

这段故事不是民间野史，更不是后人瞎编的，而是出自南宋学者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史学界公认这段记载可信度极高，因为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正是北宋重臣曾布的亲儿子，当年苏轼举荐高俅的当事人之一，相当于家里人记家里事，根本没必要杜撰。

正史里的高俅，根本不是小说里写的市井破落户。他早年是苏轼身边的 “小史”，说白了就是私人秘书兼书童，一手毛笔字写得工整漂亮，文书工作做得干净利落，还懂些诗词文墨，不然也入不了苏轼这种大文豪的眼，能长期留在身边做事。

苏轼对高俅，是真的掏心掏肺的好。

元祐八年，也就是1093年，苏轼从翰林学士的位置上被外放，要去中山府任职。那时候朝堂早已暗流涌动，宋哲宗亲政后，新党马上要卷土重来，苏轼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一去，前路凶险，大概率要迎来一贬再贬的命运。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却没忘了给身边人谋出路。他不想让高俅跟着自己颠沛流离，毁了一辈子的前程，于是特意放下身段，给高俅找稳妥的去处。

他先是把高俅推荐给了当时的朝廷重臣曾布，结果曾布以自己手下文书已经足够多为由，婉言谢绝了。苏轼没就此作罢，又转头把高俅郑重推荐给了自己的至交好友，驸马都尉王诜。

就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高俅的一生。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也是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的姑父，两人都是痴迷书画的同道中人，私交极好。高俅进了驸马府，也就有了接触未来皇帝的机会。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有印象。一次王诜让高俅去端王府送篦刀，正赶上赵佶在园子里蹴鞠。高俅在旁边等候时，忍不住露出了对球技的点评神色，赵佶见状便叫他上场试试，没想到高俅球技了得，一招一式都深得赵佶心意，当场就被留在了端王府，成了赵佶的心腹随从。

1100年，宋哲宗意外去世，端王赵佶登基成了宋徽宗，一朝天子一朝臣，高俅也跟着一步登天，一路升迁，最终官至太尉，手握禁军大权，成了朝堂上权倾一时的人物。

可就在高俅平步青云的时候，苏轼的人生却彻底坠入了深渊。

从1094年开始，苏轼就踏上了贬谪之路，一路从南到北，越贬越远，从惠州一直贬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北宋时期，贬到这里，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1101年，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北归，可就在这一年，他在常州病逝，终其一生，都没看到当年自己身边的那个小吏，后来能坐到那么高的位置。

苏轼走了，苏家的劫难却远没结束。

1102年，蔡京拜相，开启了残酷的 “元祐党禁”。苏轼被列为 “元祐奸党” 之首，名字被刻在碑上昭告全国，苏家子弟全被株连，不仅不能在京城做官，连入京都要被监视刁难，以前和苏家有往来的世家官员，个个避之不及，生怕被牵连进去，惹祸上身。

就是在这种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的高压环境里，已经身居高位的高俅，却站了出来，成了苏家子弟最坚实的靠山。

《挥麈后录》里清清楚楚写着，高俅 “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意思就是，高俅从来没忘了苏轼当年的知遇之恩，只要是苏家的子弟来到京城，他都会亲自安排，出钱出力接济生活，想方设法解决麻烦，照顾得十分周到殷勤。

要知道，那时候和元祐党人子弟往来，是要冒丢官罢职、甚至抄家流放的风险的。高俅身为宋徽宗最信任的近臣，完全可以和苏家撇清关系，明哲保身，可他偏偏没有。

他记了一辈子苏轼当年的那份善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护了苏家子弟几十年。

《宋史》里，高俅并没有被列入北宋末年祸国殃民的 “六贼” 之中，他确实有败坏军政的过错，算不上什么治世能臣，却也不是小说里那个无恶不作的奸臣。

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部《水浒传》，把高俅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千百年里人人唾骂。

可他当年对苏轼的这份知恩图报，在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乱世朝堂里，却显得格外难得，也确实办得够爷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