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梁希不想担任农垦部部长，写信向周恩来总理请求回南京继续教书，背后有何原因？
1943年秋，重庆国民政府礼堂里挤满了科学家与记者，周恩来握着一位银须斑白老教授的手，笑着对身旁人说：“梁先生的文章，把森林写活了。”这一幕被媒体略写数语，却在五年后埋下伏笔——1949年，正是这位梁希收到任命，要去主持新中国的林垦部。
彼时，他已六十九岁。熟人皆知，他对做官兴趣寥寥，真正乐在讲堂与山林。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16岁的梁希还是绍兴府的少年秀才；1905年，他毅然投笔从戎，进浙江武备学堂，又远渡日本士官学校学海军，并在东京秘密加入同盟会。士气正盛之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粉碎了他的军旅理想，他回日本转入东京帝大农学部，决心改用科学而不是炮火来救国。

林学在当年的中国几乎是一块荒地。梁希毕业回国，先在中日合办的采木公司任技师，三个月就辞职——原因只有一句话：“再砍下去，子孙连柴火都没得烧。”随后他跑到江南数所农业学校执教，带学生背干粮进山测树龄、划样地，七年间培养了百余名林学雏鹰。1923年，他又到德国弗赖堡深造，带回先进的森林经营学与“永续利用”观念。回国后北平、南京两地奔波，他讲课嗓音嘶哑，却从不拖堂：“一分实验，一分讲义。”
抗战全面爆发，梁希的课堂移到南京郊外的小木屋，木板墙外就是沦陷区。课堂间隙，他翻读《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饶有兴味地记录延安对植树、防火的具体做法。“这些人不是喊口号，他们真在种树。”他对助手低声说。1943年那篇《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便是在这种思考中完成，文章强调森林的生长、更新、采伐是一个动态平衡体系，周恩来读后转给延安中央研究院，批注只有四字——“可资借鉴”。

1949年初夏，南京局势摇摇欲坠。梁希夜里披大衣，带着几本教材离开城门，辗转天津。9月21日，他在新政协会议的会场被推举为常委，紧跟着收到任命：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一纸红头文件让老教授皱眉，他连夜伏案给周恩来写信，措辞谦和却直白：“年迈体衰，仍愿回南京，继续授课。”信送出第三天便收到回信，只一句：“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字迹遒劲，落款“恩来”。
周恩来的态度让梁希再无退路，他索性开门见山，向新组建的林垦部班子提出“三件事先定准”：一是摸清全国森林家底；二是护林、造林双向发力；三是筹办训练班，不够的干部就地速训。彼时全国真正学过林业的大学毕业生不足一百二十人，西南、华南大片区域甚至找不到一名专业测树员。于是，各地很快出现了“十五日速成班”“六十日轮训班”，课桌是木桩，黑板用废旧油毡，教材却严格按梁希手定的“造林学要目”编排，先讲测量，再讲林相识别，最后才谈经营。学员学成下山，或去川北修防护林，或赴东北清查白桦林资源，报到时人手一把直尺、一只罗盘，这是部长亲批的“林业人身份证”。

1951年，全国第一次林业资源清查完成：林地面积九点亿亩，蓄积量五十六亿立方米，远低于战前数据。梁希立即建议实行“以县为单位设立林管所”并推行采伐许可证制度。有人担心管得太严影响木材短缺，他却反问：“没有树，十年后拿什么建房造船？”语气不高，却让会场沉默了半晌。

在行政事务间隙，梁希仍惦记课堂。每到周末，他都会钻进北京林学院的教室，同年轻教师研讨课程方案；某次黑板太矮，他干脆蹲在地上画了一棵完整的松树生长剖面图。学生事后回忆：“那一刻，忘了他是部长，只记得他是老师。”
1958年初冬，梁希到河北怀来考察人工林，夜宿寒舍，呼吸道旧疾复发。年底回京后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后事从简，遗物是一方砚台、几册笔记和一双补了又补的草鞋。部里年轻干部悄悄在他的桌上摆了束柏枝，纸条上写着：“先生去矣，山河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