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被野史黑得太惨，他考取功名比张廷玉还早几年，康熙才是他的伯乐。雍正继位后，年羹尧已经嗅到了危险，曾主动提出交出兵权，但雍正一面对他加以安抚，一面却加快了磨刀霍霍。

年羹尧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诗文，还兼具军事天赋，是个难得的文武全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仅21岁的年羹尧就顺利考中进士，踏入翰林院为官，而后来深受雍正重用的张廷玉，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才考中进士，单论科举资历，年羹尧比张廷玉还要早两年，算得上是朝中的“老资历”文臣。

野史里总把年羹尧描绘成“目不识丁的武夫”，可事实上，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参与编修《渊鉴类函》、重订《陆宣公集》，平时还热衷于收藏古籍书画，诸如《黄庭经卷》《四禽图卷》等珍品都在他的收藏之中，还会在部分作品上留下自己的见解，文化素养丝毫不输朝中的文臣墨客。

年羹尧能从一名翰林院编修，一路成长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康熙皇帝的慧眼识珠和刻意栽培。

康熙皇帝不仅欣赏年羹尧的文采，更看中他的军事才能和办事干练的作风，堪称他的伯乐。

在康熙的提拔下，年羹尧从京城的文职岗位，逐步外放地方锻炼，先后担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等重要职务，不到四十岁就成为镇守西北边疆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日渐显赫。

康熙对他极为信任，不仅多次在奏折中对他加以褒奖，还特许他在西北“便宜行事”，甚至曾公开表示“我朝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有大将之才”，这份信任在当时的朝中极为罕见。

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在平定策妄阿拉布坦、郭罗克等叛乱中屡立奇功，尤其是在西藏战事中，他熟悉边情，克服粮道艰险的困难，始终保证西征大军的粮饷和物资供应，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康熙驾崩后，雍正顺利继位，年羹尧的处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时的年羹尧，身兼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之职，手握二十余万西北大军，掌控着西北的军事、民政大权，成为当时朝中权势最盛的大臣之一。

雍正刚登基时，皇位尚未稳固，内部有诸皇子的残余势力，外部有西北边疆的隐患，因此急需年羹尧稳住西北局势、震慑反对势力，于是对年羹尧极尽拉拢和恩宠：封他为一等公，赏赐无数奇珍异宝，在奏折中更是言辞恳切，甚至写下“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的话语，还让他参与朝政，掌握官员任免的“年选”之权，一时间，年羹尧成为雍正身边最受宠信的大臣。

可年羹尧深知“伴君如伴虎”，也看透了雍正多疑、狠辣的性格。

在雍正二年进京陛见后，年羹尧敏锐地察觉到雍正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深知“功高震主”只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主动向雍正上书，请求交出部分兵权，辞去川陕总督的职务，希望能急流勇退，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面对年羹尧的主动示弱，雍正却表现得十分“宽厚”，一边下旨安抚他，说西北局势复杂，离不开他这样的重臣，驳回了他交权的请求，让他安心镇守西北；一边却在暗中悄悄布局，提拔自己的心腹岳钟琪接替年羹尧的部分兵权，同时授意朝中的亲信官员与年羹尧划清界限，还逼迫封疆大吏出面参劾年羹尧，为后续的清算铺路。

雍正三年，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笔误”，成为了雍正清算年羹尧的导火索。

这一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之象，朝中百官纷纷上贺表歌颂雍正的勤政爱民，年羹尧的贺表却不仅字迹潦草，还不小心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大做文章，指责年羹尧并非粗心大意，而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这四个字归于自己，分明是“自恃功高，目中无君”，甚至放话，年羹尧在青海立下的战功，是否算数全由自己决定。

此后，雍正对年羹尧的清算一步步升级，丝毫不留情面：四月，下旨解除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令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剥夺了他的军权；七月，削去他的太保爵位，连降数级，从权倾一方的一等公沦为无职无权的闲散旗员；九月，下令将年羹尧逮捕入狱，押解京城接受会审。看到年羹尧失势，朝中官员纷纷见风使舵，争相揭发他的罪状，最终给年羹尧开列了92款大罪，其中有30多条足以判他极刑。

雍正为了避免落下“杀戮功臣”的骂名，假意“开恩”，赐年羹尧在狱中自裁，还美其名曰“委曲矜全，莫大之恩”。

最终，在雍正三年十二月，这位曾叱咤西北、战功赫赫的“年大将军”，在狱中自尽身亡，年仅47岁。他的父亲年遐龄、兄长年希尧被革职查办，嫡亲子孙被发遣到边地充军，家产被全部抄没入官，曾经风光无限的年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