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因迟迟未被主席接见，情绪激动竟打人并发出威胁：主席再不见我就跳湖吗？
1949年四月初，北平的柳荫刚吐新芽。坐在颐和园益寿堂内，七十岁的柳亚子却一点都体会不到春意，满腹都是幽怨。他把手中的折扇用力一合，嘀咕道：“我北上是来助新朝大计的，可连面都见不着，这像话吗？”随行秘书小声劝了几句，换来的只是一声冷哼——这是风波的起点。
半年前，华北局发出了请柬，邀请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共同筹商建国大业。柳亚子当即收拾行囊，从香港辗转武汉、石家庄，沿途赋诗纪事，豪气冲天。在车厢里，他不止一次朗诵那句“弥天大勇若云龙”，同行者听得连连叫好。抵达北平时，柳亚子自信凭与毛泽东二十余年的诗友情谊，只要行李落地就能见到老友，谁知现实却一再拖延。

黄炎培到的那天，毛泽东当晚便设宴。消息传来，柳亚子脸色倏地暗下来。“难道我比黄公还次一等？”他对熟识的南社同人抱怨，语气中满是酸楚。深夜，灯下提笔，他写下七律一首，句句带刺。稿纸递出去，卫士将它妥善转交，毛泽东却迟迟没有回音。失落的情绪迅速发酵，柳亚子索性搬出昔日南社社长的派头，对守卫士兵指手画脚，嫌他们“土得掉渣”，连军靴声都碍耳。
有一次，厨房没买到春笋，只能端来简单小菜，他当场把筷子拍在桌上，斥管事：“这叫晚餐？”说完抬手就是一巴掌，年轻的管理员被打得满脸通红，只能低声道歉。护卫队长忍无可忍，连夜向李克农汇报，文件很快递到西柏坡。
正当总理周恩来忙于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忽接电报，说柳亚子情绪失控，还声称“若再不见主席，便跳昆明湖了”。周恩来放下手里文件，次日清晨驱车进园。柳亚子见总理到来，怒气尚存，却也知越界，先开口道：“周公，北伐旧雨，怎能让我久候门外？”周恩来没有寒暄，语气沉稳却带三分严厉：“动手打人不成体统，骂哨兵更坏规矩。新中国讲平等，也讲纪律，谁都不能例外。”话锋一转，他关照随行人员把食宿条件提上去，“老先生辛劳一世，也别让他委屈”，软硬兼施，可谓用心良苦。

几日后，中央工作仍排得满满当当，但毛泽东看完柳亚子的诗，心中明白老友的脾气——急、猛，而又赤诚。于是写了八个字：“牢骚太盛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信由田家英送往颐和园。田家英是湖南后生，说话带着轻快口音，他微笑着补上一句：“先生，人在人下时要把自己当人，人在人上时得把别人当人。”柳亚子怔住，随即阖目无语，良久只吐出一个“是”字。
五月底，毛泽东抽出午后半日，在中南海安排了与柳亚子的相见。两人隔着一张旧式方桌展开久违的诗词唱和。毛泽东兴致至高，挥毫写下七言联句，提议：“明日同去香山，看新桃花。”柳亚子连连点头，紧皱的眉头这才舒展开。陪同用餐的叶剑英后来回忆，那一刻的气氛，好似回到二十年代广州黄花岗畔的畅谈夜。

此后数日，柳亚子恢复了以往的平和，早起在昆明湖畔散步，见到卫兵先拱手致意，被大家戏称“笑面佛”。但他的情绪起落，仍给新生政权提了个醒：如何安顿这些资历深、性格异、背景杂的社会名流，是建国初期政治工作的重头戏。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等人为何先后获接见，文件显示，他们或牵涉地方起义，或需主持政协筹备，事关全局；而柳亚子则偏重精神象征，安排靠后并非贬抑，而是权衡轻重。
回溯柳亚子的一生，他从1905年加入同盟会，到1929年即以“屠狗英雄称两列宁”盛赞毛泽东，眼光锐利，人脉深广；可这位“南社老大”也自负急躁，难免因礼数与地位斤斤计较。新旧交替之际，这类情绪不止一次在民主人士间出现。当年张澜也曾为“坐哪张椅子”大动肝火，沈钧儒因“文告署名次序”数度请辞。共产党领导层深知，人心比山河更难统一，故周恩来的耐心解释、毛泽东的宽厚包容，既是对个人的体贴，也是一种政治艺术。

这种张弛并济的方式很快显示效果。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在九月二十一日开幕，柳亚子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的大襟长衫在人群中依旧醒目，却再也没有早先的躁动。会议期间，他送给毛泽东《念奴娇·井冈山》长词稿，主席挥笔圈点，赞其“笔力直追辛稼轩”。诗人得偿夙愿，革命者完成使命，历史的车轮则向着新的征程滚去。
多年后，有人询问益寿堂风波细节，老兵回忆起那阵“咚咚”的皮靴声，摇头笑道：“柳老骂得凶，可他心里是热的。”这一句评价，也许是对那场插曲最恰当的注脚。柳亚子未必尽善，但在乱世里走到新生，凭着勇气与才情留名青史，这一点，后人难以否认。